[2005-03-08] 鄧凝姿拒絕背負弱勢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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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靜

　鄧凝姿，本地知名視覺藝術工作者，三八婦女節期間被邀參與探索「女性在香港」的展覽，無意中湊了熱鬧。

　這個「旅／女人的國度」展覽，展現8個女藝術家對香港女性處境的紛雜見解。

　鄧凝姿的角落，有數塊面紗平列掛在牆上。印染碎花圖案布料上面，縫上交錯密集車線。「一種說法是布料作為工業成品，隱喻社會存在的架構。縫線是裡面的個體能力的痕跡，努力的狀態。」鄧凝姿解說。這種努力，傾向車衣女工的生活，各自爭取成果。商業發達，全球化吹勢下，反降低人們掌握自主生活的能力。豈不是腳踏高跟鞋OL比女工更「身不由己」？

　鄧凝姿說，也可以聯想至中東婦女的面紗，比喻壓抑與反抗。「面紗掩著的靜默態度，往往是最有力的反抗。」

輕盈旅人

　鄧凝姿就如自己的作品，那塊軟軟的、可摺疊的面紗；在她身上看到當下無數香港女性的生活形態：輕盈。

　從教職員室失意地走出來，隻身往英國學習藝術，及後移民至加拿大，再往澳洲攻讀藝術碩士。

　回來，在藝術中心學院當導師，直至現在，她不曾是別人的妻子，或母親。既是無牽掛的「女人」，亦是留戀萬呎高空的「旅人」。

　「不為別人，只為回應自身的情緒、喜好而做。」慣於為自己的生命做決定，享受自定agenda的樂趣。所以，她活躍於策劃展覽、主理畫廊、將藝術帶進社區等工作之上。

　這位香港女藝術家談起在異地繼續創作的經驗，記者隨即聯想起在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裡的莎賓娜：一個來自弱國波蘭的女藝術家。背負這個邊緣的身份，逃到西方世界，在最得勢的一群面前，透過藝術品發出最邊緣的聲音；卻分外響亮，因為得到細意的檢視和同情。

　鄧凝姿在加拿大的創作道路，雖相信並不像莎賓娜那樣，得到極端的注視；但因加拿大抱持多元文化的觀念和政策，所以總會在各展覽廳留下一角給她、在活動和資源分配「留一張椅子予弱勢少數群體」，鄧凝姿比喻說，「所以在那段期間我活得很舒服，每個人，只需做回自己。」

香港：真正邊緣化

　在香港，鄧凝姿反而經歷真正的邊緣化，首先在香港藝術創作，往往帶來生計問題。而在藝術界別裡，男性的價值觀往往主導。「比賽、展覽等等的環節上總是根據男性的標準，要準確，要全觀。」「即使女性作品獲選參加國際展覽，也是一定要表現女性議題，如衛生巾裝置。」在男權面前，也只會接納強調自我弱勢的莎賓娜，忽略較關心社會重大議題的鄧凝姿，因為前者鞏固了男性強者的地位，後者不。所以，鄧凝姿並不熱衷參與比賽和展覽；連她曾得的「視覺藝術獎」也是被頒授的。「可能，我不會一直留在香港，因為在外國的確過得自在一點。」

　鄧凝姿說，最享受大部分視之為折磨的長途機。「高空之中，竟產生純粹屬於自己的感覺，很棒。」鄧凝姿繞越家庭裡、藝術圈內的兩性張力和鬥爭。

　作為女性，她只想在寬廣的天空，輕身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