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10] 「香港學」與管治之道

■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中國社會中，工商界和士人有像西方五百年來的自主性和社會功能。開放改革這二十多年，以經濟和教育為重心，私產興起，和世界資訊流通，給工商界和知識界罕見的自由空間。香港在百年前和西方資本主義接軌性，中國現在在補這個社會歷史課。

　香港華商和專業界人土在英治時，和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商賈技匠一樣，依附在軍政和道德建制上，埋頭身邊即時的實利，不大喜歡、也不被容許介入社會大眾的軍政經和道德教育建制的問題。他們把社會的軍政經和道德教育建制和官員，當作一個「不問來歷、只問權力」的「已知、先驗、不變」（Given）的現實，它就是客觀事實、客觀形勢、客觀規律、客觀標準。至於建制和官員怎樣面對社會和世界的真正客觀事實、客觀形勢、客觀規律、客觀標準，他們不理，也不被容許理。

　久而久之，香港華商和專業界人土形成一種文化，以為社會和世界是由軍政經和道德教育建制和官員創造和主宰一切的，建制和官員可以隨心所欲、隨意所之，決定大眾的利益分配和生死榮辱，建制和官員本身不必面對世界的客觀事實、客觀形勢、客觀規律、客觀標準，接受考驗。對於政治和管治，他們基本上是「認知真空」和「心態錯置」。

　九七回歸之後，香港華商和專業界人土在管治上扮演一個主要角色，成為治港班子的主導力量。他們只肯面對「中國現實」，把中國的一切當作「已知、先驗、不變」（Given）的現實，它就是客觀事實、客觀形勢、客觀規律、客觀標準。對於港人治港和現代管治的基本概念和客觀性，他們一無所知，也不以為需要知。他們在利益盤算上，根本不曾考慮有所謂香港和客觀事實、客觀形勢、客觀規律、客觀標準的存在。

　治港班子中的工商界人士和專業界人土，在本身的行業可能都是佼佼者。他們幾十年，甚至幾代屢次攀登個人和集團的高峰，都是示人以強，以強取勝。現在治港卻給他們的挑戰，在於要和以前成功的經歷完全不同—示人以強之外可能還要示人以弱，弱中取事，從「承認是政治和管治的外行」這新進路進入政治和管治的全新領域。以前他們由成功走向成功，用的方式是盡顯強者本色，能人所不能，這次要顛倒思維，是前所未有，思維上和心理上似乎一直轉不過彎來。

　管治好香港，一方面是香港熟識和優而為之的經濟金融產業，一方面是香港陌生的政治和管治的文化。管治是要把這兩個香港華商長久錯誤認為是分割隔絕統合在一起。這不啻是把兩種人、兩種世界觀和兩套運作邏輯拖在一起，而且是各按各的邏輯運作之外，還要統合成一套共通的全新邏輯，順暢運作。

　差不多八年來，這兩方面不時矛盾對立互耗。港人付出一波波的代價，又為中央添煩添亂，中央也感困擾。鴉片戰爭百多年來，香港都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貢獻，上世紀八十年代，這個貢獻更明顯，往下兩地的關係更密切，關係的好壞影響更大。

　香港華商和專業界人土一如千百年的中國商人，把掌權統治的軍政經和道德教育建制和官員，當作一個先驗、不變的實體/主體/本體，好像官員可以不遵從客觀規律，可以主導一切，誰知中央本身也要面對和遵從客觀規律，生怕違拗客觀規律，會受遵從客觀規律的懲罰。香港華商把掌權統治的建制和官員當作一個先驗、不變的實體/主體/本體，由他們決定客觀規律，不啻是強加不可承受的壓力，添煩添亂。

　治港班子一直只承認「公關不行」，仍未進入「基本知識」層面，表現不出應具的現代社會政治和管治的「基本知識」。官員和政治人物的公關，沒有相應的基本管治和政治知識為基礎，近乎不務正業的「為公關而公關」，不但不能提高管治和政治水平，甚而變成走精面、不承擔，以另一種方式拖低管治和政治水平，令港人厭倦。

　現在香港社會應從本原理上，好好總結和深入研究現代社會的政治和管治的「基本知識」，重振八十年代的「香港學」。治港班子除了面對「中國現實」，也應面對「香港現實」，回歸香港的現代社會的「客觀性」，從這些「客觀性」出發，兩條腿走路，好好學習現代社會的政治和管治的「基本知識」。面對「中國現實」和面對「香港現實」，其實都面對現代世界，一起現代化，是不應有根本的、不可週的互斥矛盾的，反而應是互補互濟的。只有這樣子調整正確的對港心態，從「香港學」的大框架搞通政治和管治的基本概念和理念，香港的管治水平才有可能提升。（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