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05] 講史茶館：鄭和下西洋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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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照鄭和船隊中的一種船型設計 （新華社）

張俊峰

　六百年前，明朝永樂皇帝朝，鄭和率領龐大的「寶船」艦隊出海，航跡所達，遠者至於非洲東海岸，今日的索馬里。甚至有一個英國人孟西斯，寫了一本《1421年：中國發現美洲》，認為鄭和當年的遠航，不僅僅至非洲東海岸就原路返航，而是進一步往南繞過好望角，到達了美洲。這本書甫上書架不久，就登上了暢銷書榜。第一個發現美洲的究竟是哥倫布還是鄭和？很多專家都對孟西士的觀點不屑一顧。上個月，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了著名「圖行者」譚兆璋的地圖收藏，其中有一部分是「鄭和下西洋」，筆者帶著疑問訪問了譚兆璋。

做事就像叉燒包

　在展覽廳，譚兆璋帶著筆者走到「鄭和下西洋」的展覽部分。令我有些失望，只有十餘幅地圖，分別是「心略地利圖」、「明初亞細亞形勢圖」、「東南海夷圖」、「西南海夷圖」、「爪哇婦女紡織」、「錫蘭（斯里蘭卡）節日」以及「汶萊」、「婆羅洲」、「緬甸土著」、「仰光佛塔」等風格迥異的地圖。筆者問為何沒有直接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地圖，譚兆璋不以為然地反問道：「那個時候的地圖你有嗎？如果有可以給我。」他把問題歸結為中國人——無論是明朝還是現在——對於地圖以及地圖繪製，缺乏技術要求以及對地圖意義的重視。他指著「東南海夷圖」和「西南海夷圖」說：「這是我們中國人畫的地圖，只對大體方位有一個了解，海島畫得就像叉燒包一樣，混混沌沌。」的確如此，那張「東南海夷圖」上，畫了日本（地圖上稱為瀛洲）和中國海南島（地圖上為瓊），日本列島被圈了一小坨，大小和海南島差不多。而台灣則僅僅是難以辨識的波濤中的一小點……說到這裡譚兆璋似乎有點感慨和靈感，大搖其頭且又重複一遍：「做甚麼事都像叉燒包一樣。」

地圖顯現觀念差距

　筆者還沒從他的感慨中找到開口提問的縫隙，就被他拉著走到地圖迷宮的另一個角落，那裡並列著兩張地圖。

　分別是中國長江和英國泰晤士河。長江的地圖繪於1891年，泰晤士河地圖繪於1893年。兩年之差，長江兩岸僅僅標寫了寥寥可數的港口津渡，而英國人為泰晤士河製作的地圖，不僅細膩地刻畫了整個河道的細節變化，兩岸的建築更是語焉甚詳，密密麻麻而又不失條理地把沿河建築與功能標註清楚。「長江對於中國來說，就等於泰晤士河對於英國的意義一樣，但你看我們怎麼做的，英國人又是怎麼做的？」一張地圖，不僅呈現了兩國對技術要求的差別，對精密準確要求的差別，也呈現了兩國對自己國家責任心的差別。「甚麼都不用說了，一張地圖就甚麼都說明白了，一圖勝萬言啊。」譚兆璋在旁邊閃爍著咄咄逼人的眼神說。

為何不能繼承海洋事業

　筆者把譚兆璋的思路勉強拽回鄭和那裡。既然你說中國對技術的要求那麼低，鄭和當年為何能有下西洋的驚人之筆？他說，那時候他們是看北斗星，根據星辰之間的夾角來推算和確定航行的方向。筆者提醒說，應該還有羅盤。英國人孟西士寫了《1421年：中國發現美洲》，你怎麼看他的觀點呢？譚兆璋說：「他的觀點有科學合理的一面。他曾是海軍潛艇艇長，一生都在海底航行。所以，很自然，會把自己的經歷去做推敲，並以此來推斷鄭和的航行。」說到這裡，譚兆璋很執著地把話題牽回中西觀念的比較上。「為何六百年前鄭和就有龐大的海事活動？當時條件低，但卻規模龐大，雖然水平低，但卻有高鬥志，能夠出現超規模的航海！之後卻導致了海禁，到今天似乎都未放開。海洋牽涉到生態和生活，許多新生事物都和海洋有關，而且也是國家防衛的重點。當年沒條件都要做，今天有條件，又有需要，為何不去追求？」

　說到激動處，譚兆璋把筆者帶到一幅「孫中山建國方略」圖前，上面沿著中國的海岸線繪有三個大紅點，分別標誌著「北大港」、「東大港」、「南大港」。譚兆璋說，在孫中山的時候，就已經有這樣的宏觀理念，為何卻實現不了呢？最初詹天佑修建鐵路時，還發行了鐵道債券，今天為何不考慮新的金融工具來發展海洋事業呢？

觀念比技術更重要

　這次「地圖之旅」的終點站，是繪於民國時期的「甲午戰爭中國及日本作戰組織比較圖」。圖上，清軍完全是傳統的編制，甚至還保留著左軍、中軍、右軍的體制。整個部隊結構除了將領之外，就只有簡單的兩欄；日軍方面，則完全體現了近代化軍隊的特點，共有九層編制，「彈藥縱列」、「糧食縱列」、「衛生隊」、「野戰病院」、「攻城炮縱列」等區分得嚴謹細緻。單看兩圖的比較，勝負就已不言自明了。甲午戰爭，清朝不是輸在武器裝備上，組織態勢和觀念層面的差距，進而推衍到政治思想的差距，才是真正致命的。

　譚兆璋組織這次地圖展，以「鄭和下西洋」為主題，而又在各個層面貫徹了中西比較的意圖，二者互作註腳，觀者從中得到的反思，在鄭和遠航六百年紀念的今日，尤其深遠。寫到結語，筆者又想起譚兆璋感慨的一句話：「鄭和六百年前完成了遠航，世界最早的航空母艦幾乎一百前前就下水了，我們中國的航母，竟然才剛剛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