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12] 香港政治的基調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2005年3月香港政治最新演變，是克服特區政府第三次管治危機的題中應有之義。目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時間，香港政治的基調是：建立和鞏固中央直接領導下的行政主導體制，在「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下，推動香港主流民意和政治生態作出相適應的轉變。

　總體上，有三個層次的關係決定或影響香港政治。一是全球範圍，國際關係、尤其中美關係和中英關係對香港政治有重要影響。二是全國範圍，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對香港政治有決定性影響。中央與特區關係，包括中央與特區政府關係，中央與香港各政黨、政團關係，中央與香港社會各階級、階層、界別、團體關係。三是香港內部各種關係對香港政治有決定性影響，這些關係包括行政與立法關係，行政長官及其問責班子與公務員關係，各政黨、政團之間關係，社會各階級、階層、界別、團體之間關係，上層政治與下層政治關係。

爭論和鬥爭的背後

　以上三個層次的關係是互動的，尤其後兩個層次的關係互動愈益密切，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的圖景（landscape）或政治的光譜（spectrum）。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圖景或光譜的色彩斑駁而變幻，但一直貫串一對主要矛盾，即拒中抗共勢力與愛國愛港力量之間的矛盾。雙方在理論上的爭論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即是否承認「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雙方在實踐上的鬥爭圍繞著一個關鍵問題，即香港是否需要、若需要則如何協調她與內地、尤其廣東省珠三角經濟一體化跟她與國家主體政治制度差異之間的矛盾。拒中抗共勢力與愛國愛港力量的爭論和鬥爭的背後，是西方敵對勢力企圖利用香港作為「西化」中國的基地和管道，而中國則堅決反對和抵制「西化」，努力探索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改革之路。

2003年香港前途鬥爭白熱化

　2003年七一遊行是香港政治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和分水嶺。拒中抗共勢力利用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的失誤，竭力煽動一部分香港居民對國家主體政治制度的疑慮或不滿，在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過程中暫居上風，進而重提「還政於民」口號，企圖逼迫特區政府在香港政制發展上退讓，以實現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的圖謀。面對香港政治兩條道路、兩種前途鬥爭白熱化，中央不得不依據《基本法》，及時給予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以強有力的支持和幫助。

　2003年7月，董建華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遭遇第一次管治危機。特區政府採取一系列退讓措施，包括兩位受七一遊行衝擊的問責官員辭職、主動撤回《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接受自由黨副主席代替其主席加入行政會議等，度過這一次危機。然而，2004年11月23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屆區議會選舉後，董建華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遭遇第二次管治危機。這一次是靠中央及時引導香港政制發展的討論，撥正香港政制發展的方向而度過。

2004年行政與立法關係開始質變

　2004年9月13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屆立法會選舉，是香港政治又一個重要轉折點和分水嶺。一方面，拒中抗共勢力氣焰受挫，標誌著香港社會主流民意正朝著「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的共識轉變；另一方面，立法會半數議席由分區直選產生，標誌著行政與立法的關係開始質變。一方面，香港社會氣氛隨著主流民意轉變加之經濟復甦強勁而明顯緩和；另一方面，關於第三任行政長官的角逐不僅大大提前而且深入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同時，政黨領袖人物公然提出分享特區管治權的要求。

迄未建立中央領導的行政主導體制

　2004年11月底、12月初，董建華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陷入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管治危機，至今有些人還不明其所以然。其實，它是前兩次管治危機已暴露但未克服的矛盾，在立法會半數議席由分區直選產生這一制度性的質變後又一次爆發。換言之，特區第二屆政府短短兩年三度陷入管治危機，是因為香港回歸以來迄未按《基本法》的規定建立起中央直接領導下的行政主導體制。（關於中央直接領導下的行政主導體制，請閱拙文《中央在香港管治中的地位》，載本報2004年11月30日「文匯論壇」）

　2005年3月香港政治最新演變，是克服特區政府第三次管治危機的題中應有之義。目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時間，香港政治的基調是：建立和鞏固中央直接領導下的行政主導體制，推動香港主流民意和政治生態實現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相適應的轉變。

　「民主派」需要正面回應這一轉變。愛國愛港政黨、政團需要順應和促進這一轉變。香港社會各階級、階層、界別、團體需要支持和適應這一轉變。香港政治發展的前路不會平坦，但是，發展方向和目標既不會逆轉也不會改變。（本欄每周二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