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20] 香港「政策研究」問題

■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八年來，特區政府由特首到AO文官到問責高官，都在慨嘆「政策研究」不足，致令政策的構思、釐訂和推行勞苦難成，香港需要努力做好「政策研究」。這好像是治港者「知不足、找不足」的成績。

　其實，這是奢談「政策研究」，於事無補。香港根本沒條件談或做「政策研究」，沒條件應用「政策研究」。香港現在需要的是「前政策研究」和「超政策研究」，做好這些，才談得上做和應用「政策研究」。

　問題和課題到了「政策研究」的階段，其實概念和路向都已大定，剩下的是結構性邏輯推衍、資源和人手調配。香港問題，往往涉及概念和路向層面，以至再上層面的、更深層次的、更根本常識的文化觀念、價值系統、歷史發展軌跡、政治和政體現實。

　香港百多年來和內地走向現代的歷程有同有不同，同與異同樣巨大，兩地對人類文明發展的性質和路線，理解有同有不同，世界觀和基本社會觀也可能大異其趣。百年來港最缺乏自覺的文化意識，對於兩地文化的異同並不以為意，不但政府官員和工商百業各界無知無覺，學術界也未認真整理和了解香港百年的文化內涵，以及這些由最基層的社會文化到最高層的哲學思想和日常生活和工作有什麼關係。

　香港對「大家各有一套文化、價值觀、歷史發展、政治政體，不同的釋法和立法的基本概念，不同的人類文明發展路線的解理，不同的『中國觀』和『香港觀』，不同的香港和中國（整體/內地）的關係」無知無覺。香港本身也無知無覺。

　香港現在需要的是「前政策研究」和「超政策研究」，即是以中西文化交流為背景、由上而下的宏觀「香港學」研究。這方面，中大和港大可以對香港、對中國作更大貢獻。

　中大創校，李卓敏明言以溝通中西文化為宗旨。這涉及百多年來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面對千年未有的大變局的幾條路向，但高低、有無、明顯之間難辨。香港社會人人、日日在實踐溝通中西方，走出一條路，形成文明史上獨特的案例和文化生命力。港大明言為中國而立，中大和港大正好進入香港社會的虛虛實實各層面，直達文化生命和形態的核心。中大和港大有自由、有資源、有無阻隔的國際聯繫，但中大四十年來的表現和九十年的港大一樣，恐怕和各種有利條件不太相稱。

　中大這次的語言風波，其實是部分校友和師生發難，借機上下求索，亟亟於重拾中大定位和重溫中大精神，找尋自己。教學語言是一個極好的、但不一定對的切入點。「哭中大」中幾種歷史迴旋的思潮，由前現代到現代、由現代到後現代，全匯流在一起，內部矛盾重重，但共通價值和使命是找尋存在意識和建構文化身份認同。

　這是中大的一次契機。「香港學」研究可以一方面讓校方和師生校友共同努力，用心致志於實踐創校理想，化「敵」為友，把「壞事」變好事；一方面讓中大師生校友帶領港人一起找尋中大、找尋香港和自己，一方面開闢學術新天地，一舉數得。（本欄每周三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