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22] 重建中國外交傳統和戰略

■陳文鴻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新一屆政府在台灣問題上已改被動為主動，從而減弱了美日利用台灣問題來對中國施加政治壓力，及增強軍事圍堵中國的安排。中國與南美洲、東南亞、南亞洲、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改善關係，重新建立起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所定下的外交傳統和方向。以發展中國家的合作、聯盟來抗衡一霸獨大的美國。

　由於小泉政府的右傾政治取向，中日關係正陷於日益惡化的趨勢。

　小泉政府以改革起家，但幾年下來，他的改革變成只是盲目的抄襲美國右翼政治主張，原來的改革伙伴，特別是協助他在自民黨內戰勝派閥反對他當上總理的最大功臣，田中真紀子，也早與他分道揚鑣。小泉亦已與派閥達成妥協，且以他比派閥更為冒進右傾的姿態，取得自民黨內部保守的派閥力量支持。本來他是以改革衝擊右傾保守的派閥，可是結果他變成了自民黨，乃至日本政治中右翼力量的領頭人。

中日經熱政冷的分析

　近幾年，小泉政府沒法改善日本的經濟，而且在他的追隨美國右翼自由化政策底下，日本的企業和資產大量地被美國企業和基金收購，賺取龐大的利潤。在日本企業界裡，反對的聲音強大。而2000年以來，日本經濟在進一步惡化下改轅換轍，借助中國因素(全面投資和把產業轉移至中國和增加從中國進口，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進口國)，日本經濟開始強勁地復甦，企業盈利創歷史高峰，日本企業開始愈來愈倚賴中國因素，中日關係在經濟方面由原來的競爭走向互補的發展。日本經濟界裡，中國威脅論也失去了市場的支持力。

　可是，與此同時，在小泉政府的推動下，一方面，日本政府內部，無論是自民黨內部或政府的官僚中間，中國通和親中國的人士差不多被清洗排斥殆盡。另方面，借助美國布什總統的右翼政治力量，日本愈來愈與美國圍堵中國的部署配合，扮演著替美國在亞洲地區監督制約中國的角色，以此來達到日本右翼政黨政治力量長期努力目標。修改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表面上是正常國家化，實際上是重建軍備，以軍事政治的力量和經濟力量結合，恢復大國的地位和影響。

中國在外交上面臨複雜局面

　中日政府、政治過往在90年代之前的友好關係，政治家之間的深厚情誼，隨著老一輩政治家的逝去和中國政府的忽視，在90年代裡很快地消失，餘下的便只是在公開場合上，中日之間的批評、指責。兩國之間缺乏溝通的渠道。中國現在應爭取和支持自民黨內部的親華人士、左翼派系，以及日本的左翼和中間政治立場的政黨，如日本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原社會黨)等堅決維護和平憲法的政治力量，和在當前執政聯盟中對自民黨右翼還有牽制作用的公明黨。目前，中日兩國民間組織、團體的交流、合作，也遠遠比90年代以前遜色。於是，小泉政府的右傾，布什政府的以華為敵等，使中國在外交上面臨複雜局面。

以多極化抗衡一霸獨大

　近一兩年，新一屆政府在台灣問題上已改被動為主動，從而減弱了美日利用台灣問題來對中國施加政治壓力，及增強軍事圍堵中國的安排。中國與南美洲、東南亞、南亞洲、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改善關係，重新建立起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所定下的外交傳統和方向。以發展中國家的合作、聯盟來抗衡一霸獨大的美國。

　在這個轉向中，日本對中國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假若中國能再一次如當年中日友好、中日復交那樣突破美國的圍堵和封鎖，中國今後二十年的機遇才可以得保證，才可以不受到美國各種各樣的干擾、破壞。而要中日和好，中國便需要針對打擊日本人民和社會裡少數希冀倚仗美國右翼霸權主義政治力量來復興日本的軍國主義。從小泉到其內閣和自民黨領導層內的右派派閥，到日本在野的極右派，中國政府都應該嚴加責斥。但與此同時，中國應該聯結日本所有維護和平憲法的自民黨派別，其他政黨、民間團體、企業和廣大的日本人民。

開創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

　中國並且要清楚明確地擺正立場：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同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相反地，和平憲法和日本人民反抗日本軍國主義傾向的目標，是在國際政治裡創出先例，讓日本與德國同時地拋棄上幾個世紀列強爭霸的所謂正常國家模式。和平、反戰、民主平等和國際主義才是今後國家發展的方向。日本的和平憲法事實上與中國的「和平崛起」同屬人類社會的政治體制創新。國家需要防衛，因為有美國一類的霸權主義，但防衛只為了和平，和平需要談判妥協。正如中國解決台灣的內部分裂問題，是以和平手段、法律規範，但不排除武力，只是武力被規範於法律之內，限於防衛。

　中日之間的關係，亦可以用協議形式，解決武力衝突的威脅，徹底地消除日本右翼政治力量，以中國作為假想敵來重整軍備的藉口。中國支持日本和平憲法，也絕對應與日本社會同時反對日美的安保條約，針對美國以安保條約來推動日本的重整軍備和扶助右翼政治勢力。在這方面，不單在日本社會之內，在亞洲大多數地區，特別是韓國，乃至我國的台灣，甚至遠至歐洲，包括德國，我相信中國都有足夠的政治信服力來爭取建立反戰、反軍事聯盟、反霸權主義的政治陣營。

　二次大戰的60周年紀念，不是為了重挑二次大戰時的戰爭舊創傷。中國應該借這個機會，也借中日目前的衝突，揚棄跟隨美國的大國外交政策，重回立國的根本點，並且替國際，特別是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替中國開創出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和平環境、和平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