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23] 第二屆亞非會議：再續萬隆精神

■邱震海博士　國際時事評論員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實行的是幾乎一面倒的親西方政策，當年的亞非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但現在，隨著中國經濟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進入崛起的軌道，尤其是當西方面對中國崛起，不斷動用遏制手段時，中國如何平衡與亞非國際的關係，就顯得十分重要了。這也就是此次亞非會議對中國的現實戰略意義。

　第二屆亞非會議昨天在印尼首都雅加達開幕。距離首屆亞非會議（亦即萬隆會議），此次正好相隔五十年，歷史的時空背景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五十年之後，人們卻忽然發現，當年首屆亞非會議確立的萬隆精神，在今天不但依然需要，而且甚至還更為人們所需要。

萬隆精神影響國際關係

　所謂萬隆精神，其具備一些基本的要素，那就是世界不是單極，而是多極的；國際無論大小，不分種族一律平等，而且應當求同存異，互不干涉。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達成了十項原則。這十項原則，連同之前在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印度總理尼赫魯之間達成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後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成為亞非國家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甚至也影響到西方國家。

　想起當年的萬隆會議，人們就會想到三個傑出的政治人物：前印尼總統蘇加諾、前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前印度總理尼赫魯。這三人可以說是奠定了萬隆精神的基石，也為一九六一年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開幕的首屆世界不結盟大會奠定了精神基礎。

　另外，想起萬隆會議，人們還會想起許多經典的典故，以及一些觸目驚心的慘劇。前者主要是當周恩來走上大會演講壇的時候，面對台下一些國家代表對新中國的不理解而發出的鼓噪聲，周恩來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吵架的（大意），立即使場內安靜下來。周恩來的表述實際上也折射了萬隆精神的一個重要元素，那就是求同存異。

　至於慘劇，相比了解當年歷史的人們都不會忘記「克什米爾公主號」專機被台灣特務引爆的故事，周恩來躲過一劫，但當年犧牲者中有好幾個新聞工作者，其中還有一名曾經寫過《中國勝利了》一書的奧地利記者。該書用德文寫作，一九四八年出版，當年在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的影響力不亞於斯諾的《西行漫記》；書中記錄了作者在四十年代後半期對當時中國領導人的採訪，其中還有大段的對林彪的採訪。

　萬隆會議之後，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迅速得到改善，雖然當時美國對華的「半月形包圍圈」依然存在，但中國還是在美國的封鎖中殺開了一條血路；尤其是與非洲國家的關係，更是得到發展。

　當然，時間進入六十年代，由於中印邊界武裝衝突，以及後來中國爆發文革，因此萬隆會議精神從中國方面來說，被打了相當的折扣，許多應有的外交活動都未能得以維持。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實行的是幾乎一面倒的親西方政策，當年的亞非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但現在，隨著中國經濟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進入崛起的軌道，尤其是當西方面對中國崛起，不斷動用遏制手段時，中國如何平衡與亞非國際的關係，就顯得十分重要了。這也就是此次亞非會議對中國的現實戰略意義。

經貿意義不可低估

　另外，五十年前，參加萬隆會議的國家只有二十九個，而且會議的主要焦點是在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強調互相平等和求同存異方面，至於亞非國家之間的經濟和商貿往來，則不是重點。但此次亞非會議則有所不同，它舉行了亞非商貿峰會，將亞非之間的經濟和商貿往來放在一些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第二屆亞非會議，是一個世界最貧窮的洲與一個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大陸之間的峰會，因此除了重續萬隆精神之外，其經貿層面的意義也是不可低估的。 （本欄每周六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