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27] 慰安婦 泣訴當年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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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　磬

　日軍侵華時的恐怖經歷仍歷歷在目，曾被逼做日軍慰安婦的八十四歲老人袁竹林，至今常常失眠。

　她上星期接受《法新社》記者訪問，坐在武漢市一間又暗又濕的簡陋房中，那就是她的家。憶述當年被蹂躪的傷害，她一字一淚。

　她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二次世界大戰時，整個亞洲共有接近二十萬婦女被迫當日軍的軍妓——或者「性奴」，這令人不安的字眼會比較接近現實。但那已是大半個世紀之前的事，至今仍然在生，去指證暴行的人數正在急劇減少。

　袁竹林的遭遇，被香港作家李碧華寫成《煙花三月》一書。

　「我無法忘記過去。它經常出現在我腦中。」袁竹林告訴記者。最近三個周末，外頭正捲起陣陣反日怒潮。

　她經常不能自制地飲泣。說起充滿苦難、仿如恐怖小說的個人遭遇時，她將頭深埋在雙臂之間。

　但她不斷的淚水和身上的傷痕，實實在在地印證著聳人聽聞的事實——她認為自己必須要訴說出來的事實，在魂歸她虔信的天國之前——在那裡，她希望得到永遠的安樂，不用繼續受苦。

「我再也不能生育了」

　於是，一次又一次抹去眼淚、回復鎮靜之後，她又向記者繼續陳述痛不欲生的事跡。

　「每天，超過十個日本士兵在我的房間外等候。」今天已經衰微的老婦人說。當日本皇軍抵達武漢時，她才十七歲。日軍隨即抓著她，逼她提供性服務，並將她改名「雅子」。

　「他們在房外毫無耐性，不斷用穿著靴子的腳踢門，又威脅會殺死我。我不斷地哭。十個士兵走後，我坐都坐不了，實在是太痛了。」

　「這樣說，是有點尷尬。但我們很多人連走都走不動。」她哭著說。「慰安婦」——日軍所用的美化字眼——生涯對她的身體產生無法復元的傷害，一次墮胎，差點要了她的命。

　但儘管身受極大痛楚，她隨即又被逼服務日本軍人。最後日本人不得不給她吃藥止痛。

　「但吃了那些藥丸之後，我再也不能生育了。」

被一個善良的日本兵救出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日本連月的化武轟炸之下，武漢失守。袁竹林就在那時被抓到妓院去。一年之後，她與其他慰安婦密謀逃走。

　但她們逃不出周圍的電網，被找回去，打得半死。

　「他們又踢又打，那個疤痕還在我背上，還在痛。」說著，她向記者展示腰下一個個像火山口般的傷痕。「我給踢得骨都斷了。」

　後來，事情出現幾乎不可能的轉機，一個善良的日本軍官答應幫忙她。

　「他沒有睡，我就離開了。他知道我很受苦，他是個好人。他叫我等著，說他會回來帶我走。」袁竹林憶述遇上救命恩人的情境，現在她的記憶力衰退，開始記不了人名和日期了。

　但是，那個想幫她的日本兵走後，另一個日本軍官看上她的圓臉孔，把她據為己有。

　六個月之後，善良的日本兵如約回來，把她自年半的妓寨生涯中拯救出來，兩人生活在一起。

　「我們甚麼都沒有，日子不好過，但總比在那裡要好得多了。」她與他的關係一直保持到戰爭結束。

人命賤若螻蟻

　日本剛佔領武漢時，在戰亂中，袁竹林為了掙錢照顧領養回來、剛出生的小孩，答應一個名叫張秀英（音譯）的女人到一間酒店做女傭，還收了一點訂金。誰知，原來這是一個騙局，她與另外幾個女人被逼當娼。

　袁竹林回憶說，她的父母一貧如洗，因為沒有食物，早已放棄了她的兩個妹妹，接著她的父親也因營養不良死了。

　日本佔領武漢之後，她即被騙進妓寨，再沒有見過女兒了。

　「我那可憐的女兒啊……她真可愛，鄰居們總特地過來看她，死時才九個月大。」袁竹林邊說邊咳嗽。「你應該明白，我有多憎恨日本人。」

　日據時期的暴行還遠不止此。

　袁竹林憶述，日軍將大批中國人趕進苦役營。一次，一名男人只因記不起自己的營中身份號碼，就被打了一頓，然後丟進長江去，死掉了。

　「誰人生病或是發燒，日本人就索性把他燒死，因為他們怕瘟疫。」

　據中國官方統計，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間，在抗日戰爭共傷亡三千五百萬人。

日本政府應對我道歉並賠償

　談到她對現在日本的看法，袁竹林對《法新社》記者說，「日本國內有好人。」緊接著說，「和日本人做生意沒有問題。但我們絕對不能再給他們欺凌了。」

　她和二戰時中國、韓國、朝鮮、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甚至日本本土許多被迫為奴的婦女一樣，日本至今拒絕道歉及賠償的態度，給袁竹林的滿腔怒火添上了油。她在二零零零年到東京入稟索償，但法院判她們敗訴。

　自戰敗投降至今，日本一再拒絕向慰安婦與苦工等作出道歉或賠償，聲稱二十年的追溯期已過，而且有關條約是針對國家，不是個人。

　據上海師範大學婦慰安問題專家蘇智良稱，至今無任何一名慰安婦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或賠償。

　慰安婦問題，加上日本一再竄改其歷史教科書以美化侵略暴行，又欲角逐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性席位，引發中國連續三個周末的激烈抗議。

　「我的願望是日本政府對我道歉，承認他們的錯誤，並作出應有賠償。」袁竹林現在僅倚靠每月二百三十元人民幣的補助金過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