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5-06] 政治爭議的「社會成本」問題

■張海祥　時事評論員

　新制度經濟學派於上世紀中葉提出了的「社會成本問題」的概念。所謂「社會成本問題」，意指人們在經濟交易過程中所衍生的「成本」，本應由參與交易的雙方共同付出，卻最終被轉嫁從而由沒有關係的第三方去負擔的問題。 香港過去七年多以來的社會政治過程，提供了「社會成本問題」的具體例證。

　香港自九七年主權回歸中國以來，遭遇了長達七年的經濟衰退。面對這種情況，社會資源的運用本來應該是全力針對解決經濟衰退的問題。然而，市民正在掙扎於經濟衰退所帶來的種種問題的同時，大量的社會資源卻耗費在無日無之的所謂「政治爭議」。為此，香港人在過去七年多以來付出了高昂的「社會成本」。

　有些「社會成本」是可以直接計算得到的。就以近期「領匯上市」的事件為例，由於「領匯」未能如期上市，政府為此便要付出巨額的行政費用;遑論估計達五十萬股民為了是次投資所付出的利息，以及業內人士在這次上市告吹中收入的損失。「領匯」事件所造成的「社會成本」，除了相關人士口袋中的直接損失外，有關的政府部門行政費用的損失卻是由每一位香港的納稅人去分擔。

　有些「社會成本」雖然高昂得驚人，卻難以計算。不論特區立法會內的議員是循直接選舉抑或是間接選舉進入議事堂，他們為民拯命的職責是廣大選民的期望則是無庸置疑。然而，儘管《基本法》中明文規定特區政治改革的步伐需要循序漸進地進行，有些議員政客們仍然希望鑽《基本法》條文的空子，不斷在議會內外要求特區政制改革實行「大躍進」，並不時利用市民對特區經濟情況不滿的情緒發動群眾上街。本來特區內除了政治改革外，經歷多年的經濟衰退正是百廢待舉，除了經濟轉型導致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外、教育改革、醫療改革等一系列與民生關係巨大的問題，都亟待議員們獻計謀策尋求解決的方法。遺憾的是，這些議員政客們只顧熱衷於研究「政治改革」這門學問，卻置民生關係巨大的政策問題於不顧。議員政客們在「議事堂」內不停議政，就特區憲法所定下的「特區政治框架」尋找突破點，其中所衍生的「社會成本」除了包括議員們所支取月入數萬港元的津貼外，更大的成本卻是由於議員政客們未有集中他們的個人才智及精力去探討市民亟待解決的民生問題，從而導致適當的政策未能及時獲得制定和執行所造成的龐大「社會成本」。

　自前特首董建華辭職以後，繼任人的任期是兩年抑或是五年又引起了某些議員政客的爭議，亦即所謂「二五之爭」。有些人竟然無視人大再次釋法的憲政權威地位，就「繼任特首是兩年抑或是五年的任期」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儘管最終未能得逞，然而，不知道香港人在往後仍然要為這些政客的行為付出多少「社會成本」?(聯繫作者:cheunghoicheung@yahoo.com)(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