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5-26] 出生率降不是設最低工資藉口

■李兆富　獅子山學會政策及傳訊總監

　市民生育的決定，與工作時數並無直接關係，事實上主因仍為社會文化及經濟的考慮。有議員以此為題，再次重彈「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等惡政。但最低工資設立後，聘用低技術勞工的成本增加了，很多僱主想多請一點低技術、低學歷的一群亦負擔不起，失業問題只會日趨嚴重。

　香港人勤奮上進，在經濟上的表現屢獲殊榮，人均生命指標及生活指數亦都名列前茅。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地區，香港亦面對著其他已發展國家的問題。所有發達社會都必定見例如出生率下降這樣的現象，香港亦不例外，但想不到這樣的自然現象仍然被借題發揮，作為鼓吹福利政策的藉口。

天下間最美麗的謊言

　李卓人上周在立法會便以此為題，再次重彈「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等惡政。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可謂天下間最美麗的謊言。最低工資設立後，聘用低技術勞工的成本增加了，很多僱主想多請一點低技術低學歷的一群亦負擔不起，失業問題只會日趨嚴重。與此同時，很多小企業為了公司的存活，更會被迫開除那些低技術低生產力的員工，令本來有工作的都被迫加入失業大軍。至於那些還能留下的，情況會比以前好嗎？在現時的營商環境，無論大小企業都只剩個位百分點的盈利，最低工資的惡政令企業無利可圖，僱員更加不用想升職加薪。

　不同工作的性質和回報都不一樣，那麼政府要設立多少種不同的最高工時才足夠？事實上，同一工種在不同的企業文化都有不同的工作環境，政府又如何監察？若政府接納設立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建議，唯一從中得益的只有工會幹事，讓他們又可在失業率上升後，再多添一些成員。

生育決定與工時無關

　市民生育的決定，與工作時數並無直接關係，事實上主因乃社會文化及經濟的考慮。根據其他發達社會的經驗，就算強行規管工時之後，出生率不但沒有明顯上升，反之持續下降。以法國為例，法定工時為35小時，2000年的出生率，是每一千人13.3個嬰兒，到2003年更下降至12.9，德國亦實施最高工時多年，出生率亦不過是每千人生育8.6個嬰兒，這些國家的出生率跟香港的數字相約。

　經濟發展的其中一個指標，是量度一個社會的非勞動人口比例，即是總撫養比率(dependency ration)。一般而言總撫養比率愈高，社會的經濟的問題越多。有趣的是，香港在過去十年，雖然人口結構日漸老化，但由於出生率亦同時下跌，實際的總撫養比率由1996年的每一千名15至64歲人口負擔406人，降至2004年的370人。隨人口老化，出生率亦會順應下跌，使社會的負擔方不致失衡，生活質素能亦保持在一定的水平。這個一增一減的過程全屬自由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完全不用政客去杞人憂天。

　當然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對經濟模式有一定的影響，所以不少國家都千方百計，想將人口年青化。事實上，移民政策是為社會注入活力，緩和問題的直接方法。移民家庭往往屬年輕的一群，而且傾向生育更多子女，但最大問題卻是政策上的平均主義，衍生了福利開支膨脹的問題。香港的移民政策，亦一直在劇化以上的種種現象，歸根究底亦是因為平均主義而導致的問題。

開放移民要抗拒平均主義

　香港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社會，新移民一直是香港的活力泉源，新移民有拚勁，甚至獅子山學會的成員中亦有不少是從外地移民到港。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香港亦是最少官僚最容易開設企業的地區，香港治安良好而又不失繁榮，其實只要有一套開明的移民政策，人才和資源自然湧入，香港的人口結構問題會自然迎刃而解。

　開放移民政策的大前提，是要抗拒平均主義，收緊現行過份寬鬆的福利。以前香港沒有廣泛的福利，定居的人香港，都抱著積極的精神來尋找工作和機會。但是當香港慢慢走上福利社會的道路，跟著來便會有越來越多的移民來尋找福利。我們不要怪來港尋找福利的移民，錯就錯在制度上產生了這樣的誘因。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有負市民所托的民粹政客，他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以工會的利益為主，他們亦沒有完全忠於事實，更沒有將香港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香港是可以有更多的創舉。體育界我們有奧運乒乓球男雙銀牌得主李靜及高禮澤為我們爭光，商界學界都有很多傑出人士本身是新移民。其實只要新移民能夠負擔自己的生活，香港都應該接受他們申請居留，讓他們為香港爭光。（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