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18] 百家廊：大學「寬進嚴出」的反思 放大圖片
牛津大學的收生制度，值得其他大學加以參考。
周雲龍
父親早年讀了幾天私塾便丟下課本回家學挑泥了，許多年之後，別人一提起上大學，他眼睛裡便有些發光。叔叔高中畢業後，聽說高考制度恢復了，激動得熱淚盈眶：窮人的孩子終於也有機會考大學了！到了我們這一代衝刺高考的時候，又聽說人家國外大學都是「寬進嚴出」，不像我們這裡「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想想我輩十年寒窗苦讀，不禁七分羨慕三分懊悔。後來，有高人指點，什麼「寬進嚴出」，不就是免試推薦上大學麼？我們原來就搞過的，可最後人民群眾的子女都被擋在大學校門之外！—這才又恢復心平氣和！
牛津拒收全A生
近讀吳勇先生的《牛津感悟》，終於領教了國外高校「寬進嚴出」的真面目：前不久，蘇格蘭北部邊遠地區一個教育相對不發達的郡，有一位女學生的畢業考試成績達到了全A，符合牛津大學的錄取標準。這是近百年來當地第一個達到牛津錄取線的畢業生，當地政府對此極為重視。但牛津大學錄取學生必須經過面試，教授在面試後認為該學生不具備牛津大學要求的創造潛質，拒絕了她的入學申請。
當地議會將此事反映給英國中央議會，議員們就找到教育大臣，請他出面說情，希望給予破格錄取。在被牛津大學婉言拒絕之後，教育大臣又找到副首相前去求情，還是遭到拒絕。無奈之下，副首相只得請貝理雅首相出面疏通。雖然首相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但牛津大學仍然表示不能接收，理由就是一個：在招生問題上，任何人無權更改學院教授的面試結論，這是牛津大學幾百年來的傳統。貝理雅當然覺得很沒有面子，在此後的一個私人場合，當提到牛津大學的時候，他不自覺地說了一句牢騷話：牛津大學真是太古板了，要與時俱進，必須進行改革。牛津大學的師生得知後，極為憤慨，學校立即取消了授予貝理雅榮譽博士學位的原定計劃，並對政府行政干預學校事務的這一嚴重事件提出抗議。（摘自《牛津感悟》，吳勇著，暨南大學出版社二○○四年一月版）
這就是「寬進嚴出」嗎？「進口」寬確實夠寬的，入學牛津不用統一考試，個人申請就行；但這「進口」又確實夠嚴的，人家不要你「紙上談兵」，只看你有無培養前途、有無發展潛力！
畢業考試成績全A、符合錄取標準的學生落榜了，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我們這兒，會引起什麼連鎖反應呢？
其一，女生或女生的家長、老師首先會對牛津大學面試的公正性表示懷疑：考試成績全A，符合錄取標準，為什麼面試時卻被淘汰？面試就能看出一個人有沒有創造潛質嗎？去年三月，河海大學法律系講師甘德懷參加北京大學法學院法社會學方向博士入學考試，筆試成績第一。一個月後，甘因複試不及格而落榜，導師朱蘇力錄取了筆試成績排第二、第三名的兩位學生，甘德懷認為考試「不公平」，在與北大校方交涉兩個多月後，將一篇六千字的《我的北大考博經歷》發到以學術打假著稱的「新語絲」網站上，一時間引起學術界的熱切關注。（據《新京報》二○○四年七月廿七日）
其二，何須議員，何須教育大臣，又何須副首相、首相出面說情？只要招生部門找個熟人，只要有錢，我們這兒入學就能輕鬆搞定！何況人家本已達到錄取標準，「潛質」不「潛質」還不是人嘴裡說嗎？至於名額有限，那也可以以招收特長生的名義，使用預留計劃進行選擇性招生，或是直接向上爭取招生計劃！
其三，教育大臣出面了，副首相出場了，首相發話了，這是多麼難得的機遇！學校新校區建設不是要徵地、要資金、要貸款嗎？學校不是要擴大招生規模嗎？不是要更改校名嗎（名為學院的要改成「××大學」、名曰農林學院的要改成「××科技大學」、「××城市大學」）？這些事情，哪一樣可以不需要領導關心？現在，領導主動上門說情，不正是提出交換條件的最佳時機嗎？咱們不但有求必應，而且要主動跟進，立即召開形式多樣的座談會，認真學習領會貝理雅首相的講話精神，與時俱進，推行招生制度改革。
其四，首相出面疏通未有成果，私人場合大發感慨居然招來師生憤慨，乃至要取消首相的博士學位，甚至提出抗議——這簡直是眼睛裡無人，腦子裡有屎！在我們這兒，面對方方面面求助的電話、條子，校長們也有人想躲，也有人想拖，也有人憑著良知壯著膽子說不，可是等待他們的常常是被撤、被換、被查！——找個聽話的校長還不容易嗎？要官的跑官的買官的都排著長隊哩！
體制應重獨立精神
思來想去，牛津大學的自由獨立精神在我們這兒吃不開、行不通、玩不轉。人家私立大學，辦學經費都是自籌的，所以每一分錢都要用在刀刃上，用出價值、用出效益；我們的大學，辦學或研究課題大都有財政撥款，國家包著養著管著。問題正在這兒，不是我們不追求自由不崇尚獨立，不是我們喜歡唯上，不是我們習慣攀附，也不是我們天生一副奴顏媚骨卑膝，我們本身就沒有給大學「做大做強」的體制空間：領導班子是上級任命的、建設規劃是上級批准的、經費是上面下撥的……所以，我們要一切對上級負責，對一切上級負責、對上級的一切負責，而不是對師生的全面發展負責，對學校的可持續發展負責；我們要看上級的臉色行事，而不是按教育規律辦事。
同樣是面試，人家看重學生的創造潛力，我們看重的是貢獻潛力（能否對學校發展有貢獻）；人家看重學生的學業背景（知識面、分析問題的能力、興趣愛好），我們看重的是社會背景（父母的職業、社會關係）。
牛津大學的自由獨立精神折射出國內大學辦學理念、管理體制上的差距。現在，一提起大學之「大」，我們想到的是大樓、大校區、大師，其實還不能不有「大制」；一提起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我們就常常為辦學條件、師資力量、學科水平自慚形穢，殊不知，我們真正的差距並非如此，並非僅僅如此！
有報道說，牛津的學子中，先後湧現出四十六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英國歷史上四十一位首相中，有三十位畢業於牛津大學（據《雜文報》二○○四年六月十一日）。我們產生不了那麼多引以為榮的傑出校友，這也許與我們推行的素質教育不無關係，但能說與我們缺少那種「任何人無權更改學院教授的面試結論」的傳統和不為首相說情所動的獨立精神無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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