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30] 「管」理和政「治」之間的「管治」

■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曾蔭權參選前後，幾乎每次出場都親吻妻子，又不避忌比較董建華和彭定康的性格和作風。八年前，董建華參選前後，幾乎刻意和西方儀禮和英治人事劃清界線，以展現「文化回歸」。董建華的個人作風和政治考量，都不會大庭廣眾下不斷親吻妻子，絕少提彭定康，有提也是以負面為主調，說「我是做實事的，不跟彭定康一樣作秀。」

　曾蔭權也許無意，但客觀上打破十年來一些微妙的不是禁忌的禁忌，輕輕拿開這些不成文的迷思，取得民意調查的高分。曾蔭權有別於董建華的作風，客觀上也凸顯管理、政治和管治三者的不同性質、範疇和方法。

　管理是一個比較明確產權、控制權的機構內（最明顯是私人企業）按既定的目的的操作。私人企業是股東所有，不是每個人所擁有，不是必然由每個人參與決定，和每個人也息息相關，但關係明確和狹窄，也弱得多。管理是關乎怎樣動員所有的人主動積極參與工作，以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徑達到先前界定的目的（例如利潤）。「事情、權力和利益」主要是面對自然環境（例如科學科技規律）和市場環境（例如經濟規律和精算學的風險規律）。

管理和政治的分別

　管理和政治的一大分別，是管理偏重由少數人由上而下作封閉式決定（Closed-ended Decision-making），先在終點定下目標和目的，再回頭（Back-tracking）策劃、發動各部門按指令和安排完成任務。政治則偏重開放式決定（Open-ended Decision-making），終點的目標和目的需要讓成員與討論和諮詢，經過恰當的程序，不能顛倒回頭；「先結後論」是「程序不正確」，發動不起各部間按指令和安排完成任務。

　管治（Governance）介乎「管」理和政「治」之間。近十年來，私人企業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政治化，尤其是美國安然（Enron）和安達信等一連串全球企業大醜聞之後，企業少講管理、多講管治。管治的好壞影響管理（例如股價），甚至是否犯法和企業生死。公共機構（例如組織/社區/社會/民族/國家）的趨勢相反，近十年來更注重管理（如城市、交通運輸、通訊），厲行節約、提高效率，越來越由「純政治」偏向管治，管理和管治的好壞影響政治（例如選舉）。

管治的範疇和方法

　管治的範疇和方法，介乎管理和政治之間，小至診所的秩序管理和私隱保障，大到一如政治，面對全社會的監和壓力（例如紅灣拆樓事件）。以前的管理和經營，私人企業主要是注重生產、產品和市場環境和政府政策，不必太理會社會結構、國際環境、時代變遷、歷史和文化的遠因。以前的政治，主要是注重政府政策、社會結構、國際環境、時代變遷、歷史和文化的遠因，不必太理會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設計和市場環境、效率和效益。現在的管治，不論私人企業或公共機構，都要一條龍注重生產、產品和市場環境和政府政策、社會結構、國際環境、時代變遷、歷史和文化的遠因。

　從事政治/管治者，常不知或渾忘這簡單的常識。主事當權者在權力圈子中，久而久之以為滿足了四周所及的人便滿足了有人，忘了彈冠相慶的典禮儀式之外，還有更大、更複雜，更多矛盾和風險的眾多圈子，他們全是「香港」這社會的主人。治港者必須擅於在各圈子間出出入入，平等對待，掌握複雜形勢，在滿足人又要滿足客觀規律的兩難中走出一條路，出入自如，力有不逮時坦誠布公坦然接受，以維持公信力、形象和尊嚴。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