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7-09] 原住民運動衝擊台灣社會

■胡忠信

　原住民人口僅佔目前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人數大約四十四萬，如此少數民族，為何值得關注？為什麼？

原住民問題未得台灣社會正視

　原住民是目前弱勢中的弱勢，無論是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失業問題、健康情況，原住民都已居社會之底層。近十年來，舉凡任何風災、水災、地震所造成的土石流、塌方、遷村，原住民都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用「貧無立錐之地」加以形容並非過甚之詞。原住民的生活困境，由於政府、媒體缺乏應有之關注，並未引起社會的普遍正視。

原住民問題未得台灣社會正視

金素梅與原住民運動

　原住民的生存危機，早已成為世界性議題。聯合國在一九九三年成立「聯合國國際原住民族年」，召開「原住民高峰會」，進行「原住民和平行動」，其目的正是保護原住民權益。

　一九八三年，一群就讀台灣大學的原住民學生創辦「高山青」，次年，「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成立，此為當代原住民自覺運動的肇端，比如「揭露吳鳳神話故事的真相」，發表「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還我土地運動，正名與憲法條款運動，還我姓氏運動，以及平埔族復振運動等，都是原住民運動的標竿，對社會產生重大心理衝擊。

　二○○二年二月，原住民運動出現了一位嶄新的靈魂人數——「立委」高金素梅。她以「國會」為舞台，重新召喚了原住民的自覺靈魂，從「蘭嶼反核能廢料」、「反馬告運動」、「控告靖國神社」，以迄「凱達格蘭大道出草事件」，高金素梅成為原住民運動的新型領導者。令人訝異的是，在從事原住民運動之前，高金素梅與政治素無淵源，但她在演唱界、電視圈、電影事業早已是一位熠熠紅星。

　為了共同探討原住民的歷史、文化、生存、困境，我與高金素梅進行了一年的合作計劃，六月初出版《你願意聽我的聲音嗎——胡忠信、高金素梅對談錄》（智庫文化出版）。這項對談錄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溯源到一八九五年十月，日本台灣總督府頒布了日令第廿六號「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取締規則」，第一條規定「無所有權狀及其他可確定之證明券之山林原野均屬官有」，開啟了「無主地即為國有地」的原則，完全否定了原住民由其祖先所繼承的土地所有權。

　從此以後，原住民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與土地息息相關的社會、經濟、文化、宗教關連，原住民由最早來台的先住民，一夕之間成為社會底層的弱勢者，一百一十年來，此情況迄未改變。

原住民問題關乎知識分子的道德良心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認為「公正的法律」與「不公正的法律」是有區別的，他說：

　「我很同意聖奧古斯丁的觀點：『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它給了種族主義者一種沒有根據的優越感，給了被歧視者一種沒有根據的自卑感。用偉大的猶太神學家布伯爾的觀點解讀，種族主義者用『我與它』的關係來取代『我與你』的關係，結果是把人降到物的地位。」

　「尊重生命」、「尊重人權」是最核心的普世價值，「日令第廿六號」正是台灣原住民由「我與你」的人權觀念淪落為「我與它」的物質關係，此為原住民「物化」、「次等化」的歷史淵源。

　所羅門王說：「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恥。」台灣要營造公民人文主義，創造台灣新價值，正要從社會公義做起；而台灣原住民的生活、歷史、文化、藝術、神話、音樂以及困頓與處境，就是我們必須關心及學習的主題——原住民問題，早已成為知識分子必須面對的道德良心問題。

　著名的精神分析家、革命者弗朗玆．法農撰述《黑皮膚、白面具》，早已成為後殖民論述的經典之作。他在此書一再呼籲白人要以愧疚之心，自己先「去殖民化」，幫助黑人展開心靈以及國家的重建。法農所建構「一隻黑手和一隻白手相互緊握的圖像」，不正是台灣平地知識分子和原住民共同努力的願景與目標嗎？

　弗朗玆．法農對白人文明的壓制提出批判：「白人文明、歐洲文明，在黑人身上強加了一種存在的偏差。黑人心靈經常是白人所建構出來的。」漢人、日本殖民者乃至現代平地人對原住民所強加的偏差，我與高金素梅在這本《對談錄》中不斷提出辯駁，也嘗試建立原住民的主體論述。這項努力只是一個開始，但值得大家一起來耕耘與回應。

　文字論述只是一個表象而已，真正的力量來自心靈與內在的生命。蘇格拉底說：「我到處走動，沒有做別的，只是要求你們，不分老少，不要只照顧你們的肉體，而是要照顧到靈魂。」我與高金素梅的《對談錄》是「追求靈魂」之書，是一種寫作與救贖，不止是回顧過去，也是鼓舞我們要活在當下，關心社會公義，照顧弱勢者，滿懷信心與愛心，邁向未來與希望。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