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03] 「洋為中用」與「幹部教育」

■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二十世紀是中國千年的大變局，到現在仍繼續。面對大變局，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知不足，第一件事是學習，尤其是培養黨軍政幹部，在教育史上之為「幹部教育」，例如黃埔軍校和延安魯藝。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都可以看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培養的黨軍政幹部在發揮作用。

　香港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橫跨中西方千百年計的落差，要搞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照理也應有類似的「幹部教育」，現在沒有，明顯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由構思到執行的一大不足。

　八十年來，內地興起「香港學」，「香港學」研究在內地遍地，如雨後春筍，那時出版的《香港概論》二冊，算是比較平實闡述香港的經濟、管治和社會形態，但相對於香港客觀現實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所需，非常不足。九七回歸前後，《香港概論》幾乎成絕響，大量回歸應景書以近乎浪漫主義的民族情懷和科學意識形態為主調，並沒有就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所需進行對政經社會各層面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實事求是的探討。那時的主流指導思想是「香港沒什麼，不難了解」、「香港只是經濟城市，談不上文化」，「香港回歸定性為『解決歷史問題、洗脫國恥』的問題（不是『怎樣管治一個現代多元社會』的問題）」、「只要站穩立場、依靠自己人力量便解決問題」。

　對於香港這個中國人建立的第一個法治、廉政、國際級效率的多元開放自由大都會，百多年來運作已形成的一套有機內在邏輯和規律的方法和模式，中國內地和本港官民各界學術界不是一無所知，也是略識之無，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百多年來香港率先現代化，內地開放改革後迅速朝現代化方向邁進，但內地和香港的大異大同仍然多不勝數，而且都是涉及最根本、最基本的積壓千百年的概念和觀念。內地和本港官民各界學術界，沒有像二十世紀中國千年的大變局中，國民黨和共產黨那樣知不足，虛心學習和培養幹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幾乎在知識空中運作。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不斷因認識不足或錯誤而以小問題為大問題，以大問題為小問題。有危機時否認厄危機，無危機時自造危機。第一年的金融危機和六七年間的管治危機，都是犯了主觀唯心的系統性錯誤。這些錯誤不斷錯誤重複，成為一種模式，在在可以追溯到管治班子和八十年代的「知識真空」。

　英人治港，有其一套現代社會系統性的根本、基本概念和觀念為指導，並且以之進行「幹部教育」。英人治港「幹部」（AO（政務官/主任）和EO（行政官/主任）、專業職系和紀律職系高層）就是這樣培育出來的。英人殖民主義只讓各地精英執行，不教他們政治和決策。所謂政治和決策，第一是介入現實、理解現實、介定現實，把立體、混沌、流動的無名無狀未知和不確定轉化為可知可解、可溝通和可行動的「真相」/「真實」（Reality）；第二是分清緊急非常時期、平日正時期、轉形時期；第三是以關切性（Relevancy）和迫切性（Immediacy）介定目的和分虛實、主次、輕重，衡量主客觀距離和幾個不同的策略途徑；第四是衡量幾個不同的策略途徑之間的得失和長短，知危知機、知逆知順，團隊內部互相尊重和溝通，共同抉擇和承擔。AO（政務官/主任）和EO（行政官/主任）、專業職系和紀律職系是這幾步政治和決策走完後，才開始接手執行。

　要重新學英人治港，洋為中用，必須把這套英人不教的學到手，以這套培育治港人才，進行中國未有的、具香港特色的「幹部教育」。現在的AO和EO、專業職系和紀律職系的上層，再加上各級議員和六百個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全港約有近萬名「治港者」/「幹部」應接受些培訓，填補知識真空。

　這些培訓由理論和個案組成，內容包括：（1）官員、議員和諮詢委員是什麼的，為什麼要有他們，他們應怎樣做，怎樣分高低優劣、獎罰和淘汰；（2）現代社會的分部門分科的管理、管治、政治、決策和執行，他們扮演什麼角色，和其他部門及人員有什麼關係，高低優劣和成敗的事例；（3）現在香港和過去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有什麼異同，異同如何見諸他們的工作和職責；他們要怎樣調整；（4）現代社會總體性的結構和運作上的最根本、基本的宏觀概念和觀念、價值和理念，和他們（分部門分科）的工作和職務的關係；（5）在這些方面，內地和香港/西方25年、50年、100年、200年；500年、1000年、2500年如何比較，這些比較對香港的管理、管治、政治、決策、執行有什麼相關。(本欄每周三刊出)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