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17] 日本現代化模式的利弊

■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亞洲的現代化由歷史的恥辱開始。世界的現代化一般追溯到五百年前歐洲的文藝復興，再由歐美的荷、葡、西、英、法、德、奧、俄、美等國，以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推廣到全世界各地。日本不是亞洲第一個被侵佔的國家，卻是迄今為止現代化最成功的國家。日本的現代化模式，利弊互見。

　十九世紀上半葉，日本和中國一樣被迫開鎖國間戶，但一個明治維新，日本從西方看到未來的路向和模式，在軍事、政治、管治、工商業、經濟、城市發展、學術、教育、法治、藝術、哲學等每個層面苦學西方，全面「開化」。由觀念、概念和體制，到運作和操作實務，無不「吃透」西學，配套照搬西方模式，把一套一套整全的西方模式深植入日本文化命中。明治維新之後不久，日本打敗大清國和俄國，成功「脫亞入歐」。再過一百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三四十年後，以極匱乏的自然資源，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歷史的恥辱變成歷史的契機。

　從2500年、1000年、500年、200年、150年、100年的幾個歷史階段，中西方的現代化可以概括為「六化論」：個體化、理性化、世俗化、多元化、集體化和神聖化。

　以這個「六化論」的現代化論比較荷、葡、西、英、法、德、奧、俄、日、美、中國與中國的香港台灣、以及新加坡韓國、朝鮮、印度斯里蘭卡，可以分為二大類。第一類的現代化是個體化、理性化、世俗化、多元化、集體化和神聖化六化一起並舉並行，第二類的現代化是六化少了一個個體化，其他五化（理性化、世俗化、多元化、集體化和神聖化）在沒有個體自由化的前提下，一起並舉並行，長驅直前。

　六化一起並舉並行的第一類現代化，最典型的是英法美。六化少了個體化、自由化的第二類，最典型的是德日。德國和日本，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傳統專制獨裁極權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體制，和新興的初級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聯盟，在沒有個體化、自由化的前提下，同心同德排除和壓抑新興自由主義思潮和群體，回應時代的呼喚，一起進行理性化、世俗化、多元化、集體化和神聖化，在軍事、政治、管治、工商業、經濟、城市發展、學術、教育、法治、藝術、哲學等每個層面全面追趕英法美。

　由觀念、概念和體制，到運作和操作實務，德國和日本把配套模式深植入德國和日本的文化命中，形成「皇權民族主義國家」。理性主義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結合不脫宗教色彩的皇權的絕對性、神聖性和終極性，形成一個歷史上前所未有文化怪胎—奉行達爾文主義的物質力量，單元單核心單軌單向思維，把原本應是受時空局限、短暫有效的理性主義理論，直線無限推衍到終極性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絕對性和神聖性，從而合理化和正當化（甚而美化）一切奉「皇權民族主義國家」之名而行的事。「人」（領袖和大眾）做著神做的事，人扮神。

　在一段時間內，德國和日本迅速追趕上世界最前列，軍事、政治、管治、工商業、經濟、城市發展、學術、教育、法治、藝術、哲學等每個層面，一切可以用理性主義的計量指標衡量得失的，都贏英法。

　就日本而言，明治維新到今的150年間，可以說是「日體西用」的成功—苦學完整的西學（包括軍事、經濟和政治），用以按原本的藍圖重建日本的國體和制度（小農島國的單元單核心皇權民族主義國家，以極少數貴族財閥壟斷權力的家長式統治）。「日體」和「西用」有機無間結合，成為一個新的實體。「日體西用」的成功，讓前現代的「日本文化魂」（大和魂、天皇崇拜、武士道、神道教）借屍還魂。

　德國和日本，以傳統的皇權結合新興的民族主義的集體主義，代替個體化和自由化，作為現代化的主軸、主流和主動力，驅動理性化、世俗化、多元化、集體化和神聖化；結果是軍國主義、科學主義、機械主義、專制獨裁極權暴政和世界大戰。

　德國經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個體化和自由化結合新興的民族主義，形成民主的新集體身份認同和國家認同，驅動理性化、世俗化、多元化、集體化和神聖化，重新成為世界可疾的一員。德國接駁上英法美的現代化軌道，日本似還未。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完全沒有德國那種大徹大悟，不致力反省過去、摸索走出軍國主義和「大和魂」的路。日本的個體性和多元性仍不是社會和文化的主流，更遑論體現在政治、經濟、教育、科學和金融上。從這角度看，日本的現代化仍未完成，也不知怎樣才能完成。 （本欄每周三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