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31] 改革香港醫療應以市場主導

■李兆富　獅子山學會政治及研究總監

　在二十年前，加拿大國民對國家壟斷的所謂全民保健系統，極度推崇甚至將之引以為加拿大的國民身份象徵。九十年代初的民調指出，加拿大絕大多數都對國家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感到極度滿意，但在短短的十年之間，便有逾78%的被訪者認為加拿大的國家醫療系統面臨崩潰危機。

　加拿大國家醫療系統雖然完全破產，但國內對於改革卻完全沒有方向。有建設性的議題例如用者自付及私人保健供款計劃等，在民間有一定的支持，但在議會中卻一直未能得到共識。究竟在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呢？香港的醫療系統跟加拿大的單一付款人制度(Single　Payer　System)有很多近似的地方，兩個地方的醫療融資及系統運作均依賴政府提供，香港的醫療改革應借鏡加拿大的經驗，避免重蹈覆轍。

福利主義扭曲醫療供求

　政客為求選票都一致地要求更多的福利，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免費午餐最終會令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得不到應有的照顧。競爭是社會無可避免的現實，只不過是競爭的方法有別。根據公共選擇學派(Public　Choice)的分析，在非市場的競爭之下，供求雙方不再追求將資源分配優化而帶來最大效益，而是如何透過制度的特點尋找更多好處。在免費午餐式的福利之下，負責發放福利的會希望社會上永遠有一群人對福利有所需求，另一方面在福利網邊緣的一群則會盡力令自己納入到福利制度之中，這種模式實際上概括地形容了大多數的政治活動。

　在決定誰在什麼情況下得到怎樣的福利之過程中，公眾的討論往往由事實的分析，變成感性的訴求。以香港的醫療制度為例，政府每次嘗試公開討論醫療改革，都無功而回，主要是因為港人對公共醫療有三大誤解。首先是以為由私營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必然是昂貴而且服務質素沒有保障；其次是相信單以政府的資源及管理，便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醫療需要；最大的誤解，是認為政府有絕對的責任，去照顧所有人的醫療需要。

市民養成依賴政府習慣

　政府控制的龐大資源，使不少人以為政府能完全控制任何社會事宜。自一九七○年代以來的福利政策大肆擴張，市民更加對政府產生了一種超然的信賴，甚至期望政府會照顧所有問題。政客市民公務員一遇上問題，首先便主張政府干預，這種想法絕非出於偶然。

公共醫療系統內的成員，特別是管理階層，不得不考慮自身存在的肯定以及保障既得利益，所以他們樂於見到市民繼續對醫管局的依賴。政策局推行醫療改革，除了在外面對壓力，公共醫療系統內的抗拒，更是最大的阻力；所以一直以來，公共醫療改革的建議都是無疾而終。

　另一方面，改革亦意味不少現職的前線醫護人員不但沒有機會在醫管局內晉升，而且更有可能要外出私人執業。過去數年，便有不少有實力的醫療人員早就洞悉先機，先行離開醫管局。

　事實上，香港的醫療系統除了一般的基礎醫療服務，幾乎全部由政府壟斷。結果是，政府以近乎免費的公營醫療，將所有私營醫療服務的空間完全抹煞。剩下來私家醫院可以提供的，只有相對昂貴的超級貼身高水準服務，或者是整容激光糾正近視等非正式醫療項目等，令人產生錯覺，以為私家醫院只懂得做這些一般市民不一定需要的服務，而且收費高昂。

改革建議方向正確

　今次的改革建議，大方向是讓私營醫療服務有更大空間，讓消費者自行選擇及負責，將資源集中在緊急危疾及嚴重的傳染病。政策上，這些建議方向絕對正確，改革的成敗，就要看政府如何有效處理市民及醫護人員的個人擔憂，而非學術地討論財赤人口老化等題目。

　無論甚麼模式的競爭，都不可能改變資源有限的現實。自由市場的競爭，供應方是價格和質量的競爭，在需求方則是財富的競爭，兩方面都帶來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醫療的資源亦非無窮無盡，就算用盡社會上所有的資源亦不可能滿足所有需求。

　所以在非市場的環境之下，因為沒有價格的競爭，排隊打尖等變成了競爭模式。研究指出政府提供的醫療福利，最大的受惠者往往不是低收入的一群，而是擁有人際網絡的中上收入人士。

　香港市民表面上享有近乎免費醫療的福利，但事實上不少長期病患者浪費在等候服務的時間，以及延誤了及早治療的代價，雖然在統計數字上永遠都看不到，卻是千真萬確的現實。

　香港人在醫療服務上沒有多大的選擇空間，甚至因為過分依賴政府而失去了應有的知情權。這些都是香港市民一直付出的醫療制度成本，更有不少人因此付出了他們的健康甚至性命。

　事實只要市場存在需求，私營的服務水準和收費可以做到一樣合理，產科接生便是最貼切的例子。時下香港的中產家庭只要負擔得起，都會選擇到私家醫院生產。另一方面，私人執業的醫生亦爭先打開這個市場，當供給增長高於需求，婦產科的醫療價錢實際上比以往平得多。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