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9-06] 亦有可聞：香港銀幕左翼崢嶸 放大圖片
蔡楚生導演的《孤島天堂》劇照。載於「抗戰影像：歷史與記憶」。（康文署）
■周承人、李以莊
香港（左派）進步電影源頭，起於抗日戰爭時期。為中國共產黨對外的窗口，被視為具有戰略地位。
國防電影包含左翼理念
1937年「8．13」戰後，上海陷落。大批影人從上海南下香港，包括左翼影人蔡楚生、司徒慧敏、歐陽予倩、夏衍、譚友六等等。
他們與香港影人蘇怡、關文清、盧敦、羅志雄、劉芳、湯曉丹等聯手製作香港粵語國防電影《血濺寶山城》、《游擊進行曲》（後改為《正氣歌》）、《民族的吼聲》、《小廣東》、《小老虎》、《流亡之歌》等等，到1941年共拍攝了66部國、粵語香港國防電影。實現了國防電影的戰略轉移，開闢了國防電影新陣地。
由於蔡楚生和司徒慧敏在上海影界的成就，贏得香港影界同人尊重，事實上，他們亦如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的《省港抗戰文化》中所說：「通過與粵語電影工作者的接觸和交往，了解和分析香港粵語電影的狀況以及它擁有廣大觀眾的事實，在『消極方面改善粵語片的內容，積極方面攝製健全的國防片』的願望下，籌劃抗戰影片的拍攝。」這產生了普遍的影響。
他們給香港影界帶來左翼藝術理念和電影價值觀，如將創作活動與時代精神、民族命運結合起來，創作中體現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感，以及嚴肅的創作態度等等。雖然未能為習慣於商業片製作的香港影界所普遍接受，但也影響了相當部分香港影人，有著啟蒙效應，並為後來的香港進步電影工作者所承繼。
自1937年下半年，香港電影接受了中國左翼電影文化，（左翼）進步電影遂成為香港電影歷史一部分，為後來香港進步電影作了鋪墊，而具重要歷史意義。
進步影人再次南下
1938年6月15日，上海新華影片公司出品《貂嬋》在香港首映，成為國語電影在此時香港的濫觴。到1941年共拍攝了20部國語片，其中，蔡楚生導演了香港國語國防電影《孤島天堂》、《前程萬里》；夏衍與司徒慧敏合作拍攝了《白雲故鄉》，夏衍與蘇怡合作拍攝了《大地之花》。國語片在香港開闢的市場，亦為戰後香港國語片奠定基礎，使戰後香港電影成為粵、國雙語電影世界，國語片亦成為香港電影極為重要的歷史部分，具有特殊歷史意義。
1947年，內地國、共內戰爆發，至1948年間，中共獲勝前景日趨明朗。為了保存進步力量，上海進步文化人和電影工作者，有計劃南移香港。自1948年下半年起，郭沫若、茅盾、葉以群、夏衍、陽翰笙、蔡楚生、史東山、王為一、于伶、吳祖光、柯靈、張駿祥、程步高、舒繡文、白楊、秦怡、陶金、金焰等先後南來香港。與戰前不同的是，他們到港先後成立了大光明影業公司、南群影業公司、大江影業公司、民生影業公司等進步或傾向進步的國語電影公司。同時，還成立了專拍粵語片的南國影業有限公司。左翼影人有了自己的陣地，成為香港電影界一個方面軍。截止到1949年，生產了國語片《野火春風》、《戀愛之道》、《結親》、《水上人家》等等，還有被譽為粵語片經典的《珠江淚》，以及《羊城恨史》。
他們不僅進行國、粵語片創作，還在香港電影界，如香港電影學者林年同說的，「聯合運動、清潔運動、電影事業合作制度運動和新民主主義思想啟蒙運動在1948年至1952年間香港電影發展的歷史上出現，的確推動了當時香港電影的生產力，也發展了香港電影的生產關係。」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內地和香港關係翻開新一頁，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長城」：價值觀的體現
1947年，袁仰安在張善琨慫恿下，合資創辦了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不久，袁和張在錢的問題上，弄得很不愉快，結果是張善琨退出。呂建康注資加入，為董事長，袁仍任總經理。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創作隊伍人才濟濟，編導人員有：李萍倩、岳楓、程步高、馬國亮、陶秦、沈寂、岑範等，演員有顧而已、劉瓊、舒適、陶金、嚴俊、王元龍、韓非、龔秋霞、李麗華、王丹鳳、陳娟娟、劉戀、孫景璐等等。
袁仰安在《長城畫報》（第一期）著文說：「怎樣在電影的製作上去求取進步呢？我的認識是：「首先要有正確的立場，立場站穩了，再在內容與形式上求進步」，「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作有意義的爭取，尤其是在香港的製片者，主要的對象是海外僑胞，需要啟示性的教育，『票房價值』正可以反映教育意義的成效」。不啻於「長城」製片方針的宣告。
2003年10月22日，我們就長城影業公司改組問題，採訪前輩影人陸元亮，陸先生曾任長城電影製片廠廠長。現抄錄有關如下：
問：張善琨為甚麼和怎樣離開長城的？
陸：很簡單，錢，他欠袁仰安的錢，還不出，將長城抵押給袁仰安。
問：為甚麼童月娟談到長城對讀書會那麼耿耿於懷，它起到甚麼作用？
陸：她是把非政治問題政治化。50年代對新中國的嚮往，讀一些小冊子，開闊視野，我也是讀書會的。它和行政運作是兩回事，影響不到甚麼。
1952年初，港英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司馬文森等8人驅逐出境。這次打擊之後，又有林歡（金庸）、朱克、胡小峰、蘇誠濤、張鑫炎、劉熾等，及夏夢、石慧、傅奇、樂蒂、李嬙、陳思思、平凡、張錚、張冰茜、關山、喬莊等新人進入公司。保持了創作隊伍的穩定與興旺。
20世紀50年代初的禁運，使香港經濟蕭條，購買力低下，香港又實施嚴格的電影檢查制度，在這情況下，「長城」的產量仍居領先地位。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長城」沿襲著中國進步電影主流，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反映下層人民生活狀況，所拍針砭時弊的喜劇片和家庭倫理片，為港澳地區和東南亞華人社會所歡迎，並產生積極影響，甚至華僑、華人把「長城」視作新中國的表徵。1951年創造最高票房的是「長城」的《禁婚記》。古裝片《孽海花》入選英國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參展。1956年開拍的《阿Q正傳》，阿Q扮演者關山，獲第11屆瑞士羅卡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金庸改編的《絕代佳人》，1957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頒發的榮譽獎。隨後，「長城」向多樣化發展，改編名著，與內地合拍戲曲片，並拍攝了開創新派武俠片先河的《雲海玉弓緣》。
「鳳凰」伴飛香港電影
與「長城」並駕齊驅的是鳳凰影業公司，她的前身是五十年代影業公司，1953年成立時，由結束了的龍馬影業公司人員，和離開永華影業公司的一部分人員集資組成的同人公司。主持人為朱石麟、韓雄飛，擁有陳靜波、羅君雄、鮑方，和培訓出的青年一代影人朱楓、朱虹、高遠、江漢、王小燕等。
朱石麟在「龍馬」時期拍攝的《誤佳期》（1951），講述一樂隊喇叭手與紗廠女工相戀，苦於無房結婚，而一再誤了佳期的故事。標誌著南下留港影人過客心態的轉變，他們目光轉向香港社會中下層市民生活實況。誠如香港電影學者林年同所說：「香港電影是三四十年代中國電影直接發展，因為無論在題材的選擇方面、表現形式方面的一脈相承，在在都說明戰後這個時期香港電影的特點。」《一板之隔》（1952）、《喬遷之喜》（1954）和《水火之間》（1955），真實地反映了香港下層市民居屋問題。
隨著香港經濟發展，觀眾口味變化，「鳳凰」製作了較多城市喜劇，並享有「喜劇之家」的美譽。到60年代中，「鳳凰」影片趨向多元化，有愛情喜劇、民間傳奇、俠義傳奇、古裝奇情。其中，俠義奇情片《金鷹》首創香港國語片百萬元賣座紀錄。「鳳凰」和內地電影公司合拍的越劇片《紅樓夢》，曲劇片《楊乃武與小白菜》，在港、澳和東南亞地區引起轟動。
「自由總會」濫觴與式微
1951年5月15日，港英當局實施《1951年邊境封閉區域命令》，歷史上的無形邊界成為有形邊界，隔絕了雙方自由來往。邊界的封鎖，美國以「聯合國」名義亦封鎖中國，以及後來內地對進口影片的限制，香港國語片失去大陸市場，轉向依賴台灣，台灣國民黨當局。便如台灣的杜雲之在《中華民國電影史》中說的那樣：「有關方面把握這有利形勢，爭取香港自由影人，領導和組織他們，終於成立港九電影戲劇界自由總會」，「並成為香港電影界和中華民國政府及有關方面溝通的橋樑」，加入者要「擁護中華民國，斷絕和中國大陸及香港左派電影的關係」，隨即香港影界發生人為的分裂，所謂「策反」，所謂「投奔自由」層出不窮。於是有了「左右分立」之說。阻礙了香港電影正常發展。「自由總會」實質上是台灣市場准入的審批機關，掌控著絕大部分香港影人的生意和生計。除了親中電影公司外，其他公司和影人不得不屈從這一被扭曲的現實。梁家輝因去內地拍《火燒圓明園》，不得不擺地攤的事，香港人記憶猶新。隨著兩岸形勢變化，「自由總會」也逐漸式微，在20世紀90年代失去效用。
（上，明天續。文中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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