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07] 說一個偉大的故事

■張圭陽　資深傳媒人

　傳媒人要說什麼故事？只有一個標準，就是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後拿出來重看，這個故事還是帶有強烈的時代背景，故事也成為了歷史的素材。攝影記者為什麼攀高俯低，追拍「圓形」、「三角形」的圖案？文字記者為什麼竭力追訪政治上的八卦耳語而放棄眾多偉大的故事？偉大的年代不能沒有偉大的故事，多麼期待偉大故事的出現。

　傳媒的誕生，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最原始的目的，是統治者借助傳媒向被統治者傳話，鞏固管治權力，維繫帝國於不墜。公元前羅馬帝國的《羅馬公報》，唐帝國的《邸報》，就是這種目的。歐洲私人商業活動在十六世紀蓬勃發展後，以說一個故事為單張的新聞紙，伴隨著船期、航運資料等商業資訊一起發展，當時的新聞紙的名稱就是Relations，也就是「故事」的意思。說故事的人，也就是現代記者的祖先。

說故事也有很大的風險

　1569年羅馬教廷因為記者說了教皇的「流言蜚語」故事被教廷處以絞刑，1587年，又有一位說故事謀生計的記者被教廷斬斷雙手，撕掉舌頭，再被處以絞刑。十六世紀的英國，統治者也是對說故事的人、印故事書的人，有諸多的約制。到了十八世紀，英國的統治者還採取了三項措施，控制報業的發展：一是向報紙徵收印花稅，令到報紙成為昂貴的商品，低下階層無法閱報。二是向報人記者發出巨額津貼，收買報人為政府寫捧場文章，十八世紀的這項津貼，竟然高達五萬英鎊。第三是對不聽話的報紙，控以叛國或誹謗罪。在統治者的打壓下，英國傳媒在一百年內沒有什麼發展，在報刊的理論上，卻有驚人的著作。英國失明詩人John Milton (1608-1674)在1643年寫了本《論出版自由》，一百年後這本書在法國大革命中備受推崇，成為了西方新聞理論的基石。

　工業革命的成功，大量城市人口的出現，少數大地主貴族的管治或是君王的權力受到徹底性的摧毀，這當中出現了更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為說故事的人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十九世紀中業英國「便士報」Penny Press的大量湧現，實質上是統治者被迫取消對報業的種種限制，「便士報」透過說故事的方式，擴大了讀者群，鞏固了傳媒向統治者監察、進言的角色。沒有說故事的方式，擴大不了讀者群，沒有廣大的讀者群，新聞自由在管治者眼中，又是多麼的蒼白無力。

傳媒人要說什麼故事？

　只有一個標準，就是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後拿出來重看，這個故事還是帶有強烈的時代背景，故事也成為了歷史的素材。1997年2月鄧小平病逝，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1997年7月2日金融風暴悄然襲擊泰國，1998年席捲亞洲，打破了多年高唱入雲的「亞洲價值觀」，1999年澳門回歸，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無窮無盡的恐怖襲擊，還有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對香港人來說，還有難忘的禽流感、沙士疫症。這些都是偉大的故事，都需要傳媒人來說一說，把他們說個透徹，相信這是既賣錢又可以廣泛流傳的故事。攝影記者為什麼攀高俯低，追拍「圓形」、「三角形」的圖案？文字記者為什麼竭力追訪政治上的八卦耳語而放棄眾多偉大的故事？偉大的年代不能沒有偉大的故事，多麼期待偉大故事的出現。 (聯絡作者：kwaiyeung@gmail.com) (本欄每周五刊出)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