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10] 諾貝爾文學獎 懸而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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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　磬

　一年一度的文壇盛事，諾貝爾文學獎，今年可能難產。

　按照慣例，瑞典皇家科學院會於上周二宣佈在上周四公佈結果，但至今未有任何宣佈，外間猜測評審委員各執一詞，甚至可能如之前七屆，再一次懸空。

謎樣的遺囑

　外間猜測，今屆評審委會一如往年難以達成共識。的確，諾貝爾文學獎的結果往往出人意表，而這可說源自其創辦人的遺囑。

　諾貝爾的遺囑提出五點要求：一．在過去一年中，二．賦予人類最大的利益，三．不考慮候選人的國籍，四．在理想方向（An ideal direction），五．最出色的作品。

　而所為理想作品，則是依據第二點所說的。這正如凡夫俗子如我們談人生目標，真的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同時隨時改變。哲學家做皇帝好？還是無政府主義好？小國寡民還是國泰民安？美好生活，根本不是單一的存在，文學評審又怎會意見統一？

　別小看以上的條件，經過瑞典皇家科學院一班精密的腦袋推到極致，就會產生有趣的現象。

　由提名到評審討論的過程，都保持高度保密，所有紀錄五十年後才會公開，到時評審多數已故，文壇環境都已改變，因此無人能掌握評審的心意。

　但在一段時期中，亦足以產生其高度保守性，一種怪老頭的脾氣。的確，文學總有無何避免的主觀成份。於是，每年的得獎者總是大眾讀者甚至行內人不太熟悉的。在書店的文學類書架上瀏覽，還在世的作家不是已獲獎就是感覺上不符合資格。

　米蘭昆德拉？但流傳說也是不大可能的。因為他已上了神檯，地位如此尊崇，要是符合評審的胃口早就拿了，換言之他必定是有甚麼不對勁。

　以上基於兩點假設：一．為人熟悉而又未獲獎的在世大師中，都要比這幾年的得獎者優勝。二．這些大師都已達到極限，幾乎可以蓋棺定論，不會再有新高之作去重設其在文學史中的地位了。

由社會到普世

　當然，以上的分析仍嫌簡化，因為只基於「文學水準」一項，而忽略了一個可能更為重要的考量：理想方向。

　有人分析過諾貝爾文學獎歷來的獲獎人及評審的評語，並將之粗分為幾個時期。

　高唱理想主義：創立初期，諾貝爾文學獎拒絕了今天名留青史的托爾斯泰、索拉和寫出《玩偶之家》的易卜生。有人稱之為保守理想主義，高舉教會、國家和家庭的神聖性，理想是在這個框框中達成的。

　一戰時的中立政治：這段時期，北歐作家獲獎的比例出奇地高，因為都是少有的中立國家。

　一戰以後，委員會的標準放寬了，一些在較早階段不獲承認的作家，如左派劇作家蕭伯納和湯瑪斯曼都拿了獎，雖然在讚賞其《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同時，輕輕帶過異幻的《魔山》。

　順著這改變方向，在三十年代，委員會將「人類」當成文學作品的讀者，因此對劃分人類的國族、地域、歷史較不注重，換言之就是轉向「普世」。

不再唯我獨尊

　二戰之後，是歐洲文明重新上路的時代。面對物質上更有精神上的滿目瘡痍，大作家紛至沓來，赫塞、艾略特、福克納、丘吉爾、海明威、卡謬、貝克特……每一個都獨立特行，或迷亂、或荒蕪、或自負、或反抗、或虛無，各自在個人信仰的方向探索，為廣大讀者尋求可能的出路。

　大作家過盡以後，諾貝爾文學獎又往另一個方向走，就是頒獎後的「貢獻」。例如一九八八年頒給埃及國寶馬哈福茲，雖然他被視為福樓拜及湯瑪斯曼的「遺產管理人」，但頒獎給他對於阿拉伯文學的鼓勵作用是令人動容的。正如二零零零年高行健獲獎，就被評為「開拓了中國戲劇的新道路」。

　既然注意到自己的影響力，諾貝爾文學獎開始著意運用，將榮耀與世界的注目同時放在一些被忽略的作家。在這個時期開始，不甚普及的作家紛紛獲獎，最近的例子就是一九九六年的波蘭詩人辛波絲卡。

　近年國際社會政治性復又變濃，有人根據政治風向猜測諾貝爾文學獎會頒獎給阿拉伯世界作家，以鼓勵關注其文化，媒體上流傳的熱門，都是很少曝光的名字，甚至在知識界亦非具有殿堂級份量者。也許這也是「文學已死」或者「再無大師的年代」的一個啟示。

　普羅讀者需要明白，諾貝爾文學獎固然是高質素的保證，但仍要服從我國俗話「文無第一」，不似物理學獎是成就的指標。

　過幾天結果若出來了，有興趣的話看一點其作品，留意一下世界文壇對之的反應，如此諾貝爾文學獎倒能作為了解一下當今文學潮流的一顆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