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11] 香港優勢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蘇志欽　經濟研究員

　隨著8月以來中國央行設立上海總部，以及擴大人民幣遠期交易業務等金融開放措施的出台，上海作為中國國內金融中心的地位和打造國際性金融中心的發展方向更加明確，這也使香港社會再次感到來自上海的競爭壓力，對香港未來金融中心地位的擔憂明顯增加。為此，本文試從香港自身的競爭優勢問題出發，評估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前景，並就如何維護和提升現有的地位，在理念和思路方面做一些初步的探討。

上海的競爭

　過去十年，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主要面對新加坡和上海這兩個城市的挑戰。由於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影響力的上升，能否充分體現「中國因素」，成了作為本地區經濟金融中心的越來越重要的條件，因而上海給香港帶來了更大的競爭壓力。「兩制」的差異和不同貨幣區、關稅區之間的制度性限制，難免讓香港在與上海爭奪內地市場時處於劣勢。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來自於一些基本條件，可大致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其自身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條件，其中尤其以健全的法制環境和高度自由和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為基石，便利自由的資訊和發達的基礎設施也是重要的保障；二是擁有東亞地區尤其是中國這一廣闊的經濟腹地；三是廣泛的國際聯繫，特殊的歷史淵源使這種國際聯繫不僅遍及亞洲，而且遠至歐美。這些優越條件即造就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也因為這種地位而不斷強化。

　但是，作為金融中心的基本條件不足以讓香港高枕無憂。僅從上海來看，除了身處內地尤其是位於中國最富活力的長三角經濟區，以及曾經是遠東金融中心和長期作為中國經濟中心等先天優勢以外，以中國目前對外開放的速度，上海在國際化方面追上香港並非難事；相對來說體制環境是它最大的制約，尤其是法制健全程度以及市場運行機制和企業制度等方面，和香港都不在一個層次，而且改革進程中仍然困難重重，但也應該看到，中國在改進經濟體制的方向上是非常明確的，因而上海在這方面達到國際金融中心的水平，也只是個時間問題。這樣看來，競爭對手的成長似並無太大懸念，滬港之間的關係如何發展，變數可能主要在香港一方，因此，有必要從香港自身的角度，重新審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優勢何在。

香港優勢的三個階段

　除了以上所述的基礎性條件或基本優勢，「中國因素」為香港帶來了一些獨一無二的特色優勢，而且使香港優勢在不同的時代有了不同的特點。

　香港曾經是封閉的中國唯一的對外門戶；中國的開放雖然同時在珠三角和福建沿海開始，但因台灣海峽兩岸的政治隔絕和對立，對外通道只能集中在毗鄰珠三角的港澳地區，香港仍可充當開放的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橋樑和跳板；即使在中國沿海全方位開放和加入WTO以後，長期以來確立的特殊地位和聯繫渠道，繼續使香港在作為內地和國際市場中介方面擁有絕對優勢。也就是說，香港的特殊優勢，長期表現為它在中國對外聯繫方面的「壟斷」地位。

　隨著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的全面開放尤其是其他沿海城市的發展，香港的壟斷優勢明顯弱化，但與此同時，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漸進式取態尤其是控制內外部風險的需要，再加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態度，香港往往在內地的一些開放政策方面佔得先機，如內地企業的赴港上市、CEPA和境外人民幣業務等等。這種特殊的條件，使香港近年來儘管尚未完成痛苦的經濟轉型，但作為金融中心的活力有增無減。「政策優勢」成了香港新的特色優勢。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政策優勢的有效期，很可能比過去那種壟斷優勢要短暫得多。以中國近年經濟增長和對外開放的速度，相信各種政策的過渡期或試行期不會太長，這一點在近來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上已經反映，儘管匯率的變化並不明顯，但其背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調整力度之大，以及相應的衍生工具業務方面的迅速開放，都體現了當局在金融改革和開放方面非常進取的態度。這也提醒了港人，需要提前考慮當各種開放政策同樣適用於內地，特殊政策優勢淡化或消失之後，香港的地位問題。從倫敦、瑞士等老牌金融中心的歷史看，儘管情況各有不同，但持續的金融創新是一個共同點，包括監管制度、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的創新等等，這使它們面對時代的變遷和世界經濟格局的重新整合，始終保持地位不失，即創新能力成了一種核心競爭力。同樣，未來決定香港地位的因素，最終要回歸到核心競爭力上，如果能使香港的特色從壟斷優勢、政策優勢，及時過渡到一種創新優勢階段，那麼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自然會更加穩固。

善用政策 創新為本

　香港有非常自由、靈活的市場機制和多元、開放的文化環境，一直以來就是創新活動的理想之地；更重要的是，「中國因素」為香港的創新活動提供了新的土壤，因為中國的改革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制度創新，並且不斷衍生出從宏觀到微觀各個領域對創新的急切需求。香港正好處在變革的中國與日新月異的國際市場之間，因而不論和國內還是國外的其它城市相比，都更有資格在金融創新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近年來香港的特殊政策優勢，實際上反映的是特殊的時代背景，以及「中國因素」暗含的創新機會。中國改革自90年代末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深層次的攻關階段，包括企業制度、金融體制等在內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全面展開，金融領域的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和資本市場的開放等也都進入議程，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市場開放到了一個最關鍵也是最敏感和風險最大的階段，開放之初那種對國際資金的需求，開始讓位於對體制深度變革和經濟金融安全的需求，這使香港有了新的角色，即通過與內地之間特殊的制度性安排，讓內地的一些開放措施提前在香港實行，讓香港在內地融入世界的過程中，發揮緩衝和試點的作用。從這個角度看，內地已經或即將推出的多種有利於香港的政策，不只是「挺港」或一般的商機，而是內地經濟對創新的需求，以及香港利用這種需求培養創新優勢的難得機會。

　具體來看，這種機會在現階段集中體現在兩大議題上，一是境外人民幣業務，二是內地資金的海外投資。在港開放人民幣業務，除了滿足香港社會對人民幣交易的實際需要外，更大的意義是在人民幣全面自由兌換以前，借助香港成熟和國際化的金融市場，為人民幣進一步的市場化和國際化鋪路，並在金融風險控制方面積累經驗；放寬內地資金赴境外尤其是香港的投資，也不僅是為了獲取投資收益，而且是在控制資本流動風險的同時，通過與國際接軌，促進已經嚴重滯後的國內資本市場加快發展，包括加快監管水平的提升，和機構投資者的培育。香港應抓住內地的這些特殊需要，創造性地提供配合。以內地資金海外投資為例（包括可能即將成行的保險資金、社保資金和未來的QDII形式）：香港方面不應僅僅視之為新的資金流，更不宜抱著坐等接盤的心態，而應視內地投資者為重要而特殊的客戶，從資產管理、財務策劃、法律諮詢、資訊配合、人員培訓和監管合作等多方面提供全方位配合和服務，尤其是抓住內地方面的兩大需求制度設計需求和特殊的風險控制需求，金融業者可考慮為其量身訂做服務產品、投資工具和投資模式，監管者可爭取創造新的監管模式包括與內地的監管合作方式，等等。以此即可爭取留住現有投資者和產生「示範效應」，也可在未來內地投資者轉向全球市場時繼續扮演合作夥伴角色，更可以在提供特色服務的同時，使自己的金融創新能力得以提高。從更宏觀的層面看，香港政府和業界可更加注重創新機制的完善，包括推出更多鼓勵和保護創新活動的政策，尤其在人才問題上，對於事務型和創造型這兩種專業人才，更加關注創造型專才的培養和引進。總的來說，短暫的政策優勢期，實際上只是一個過渡期，或者說是香港能否形成新的優勢的關鍵時期，如能利用好這個特殊的階段，建立起更富活力的創新機制，那就不需要對香港的地位或上海等地的競爭過於擔心，畢竟以中國之大，完全可以容納兩個以上國際金融中心城市，而且可以各有特色。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特色，可以是「創新之都」。　■（轉載自中銀經濟月刊）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