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21] 巴金筆名來源 放大圖片
文：洪 磬
——反省人性、反對封建主義的呼喚
巴金去世，很多人的反應都是「終於……」。自從一九九九年入院療養以來，巴金久未露面，屢傳逝訊，各大報章經過一遍又一遍的虛報，早已存起了其厚厚資料，這次毫無預兆之下他「突然」去世，正紓解了外間積壓多年的預期心理。
但在香港，年青人們的反應又怎樣？
香港的學生普遍在中小學時代就聽過巴金的名字，因為他的一篇《繁星》被收在初中中文課程中，亦可能讀過他的文章。《家》、《春》、《秋》這《激流三部曲》，《霧》、《雨》、《電》這《愛情三部曲》，至少名字是耳熟能詳。
香港有人說，「巴金」這筆名由兩名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名字合成，第一位巴枯寧（Mikhail Bakunin, 1814—1876），第二位是克魯普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其實這是大誤會。
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致前蘇聯作家彼得羅夫的信中對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寫好《滅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兩個筆畫較少的字。我當時正在翻譯克魯普特金的《倫理學》（編者按：克氏為俄國革命者和地理學家，他父親是俄國親王，在貴族士官學校畢業。克氏後來成為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領袖和理論家。）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寫下來。在這時候我得到了一個朋友自殺的消息，這個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國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個不長的時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陽》序文中所說的『我的一個朋友又在項熱投水自殺』的那個中國留學生。我們並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國，人多麼重視友情。我當時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個『巴』字。從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縱觀巴金一生創作，最重要的小說都是四九年以前完成的，但終其一生，他都沒有改變過對理想近乎童真的信仰，這正是他一生榮譽之所在。
安那其青春
據網上互動百科全書Wikipedia，無政府主義（Anarchism，又譯安那其主義），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構想，認為人類社會存在數千年的等級制度（Hierarchy）是不合理的，反對諸如教會政府等權威性機構。
放諸《家》中所描述的情況，巴金是反封建的先鋒！據巴金自述，在構思《家》期間，大哥李堯枚因生意失敗，受不住身為大家庭長子的壓力自殺身亡，令他震驚又悲痛。反思前因後果，決定調整小說的結構，遂寫成這深入挖掘傳統家族制度的沉崐、呼喊青年覺醒的一代名著。
巴金表示，《家》旨在向一個垂死的制度發出控訴，書中高覺慧的青年叛逆形象為讀者帶來一陣清新空氣，令人精神一振。書中主角閱讀西歐和俄國的文學與思想著作，亦為當時國內青年打開一道遠景無垠的窗子，充滿浪漫的革命氣息，喚醒了無數青春的心靈。
訴諸人性
文革十年浩劫正是無政府主義的反面例子，暴露箇中諸多問題。在人口愈來愈多而資源有限的大環境下，堅拒複雜的無政府主義是否可以順利運作？面對鄰近國家不斷擴張的外圍因素，性善論能否說服眾人？伊甸園式的無憂生活是否可行？這些現實的問題，不斷侵蝕著巴金純真理想的心，令他痛苦無比，力求出路。
這正呼應巴金在文革之後的寫作轉向。在文革中，他經歷了解放以後，社會再度失控，人性嚴重扭曲、自己亦「由人變成了獸」的恐怖。面對純真願景的幻變，他反省人性，相比於三十年代的激情創作的一大批作品，多了一份自省與掙扎，據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說，在文學史學家中的評價亦較高。
懺悔晚年
自一九七九年始，巴金開始寫作《隨想錄》，以平實的筆調，毫無技巧的寫作模式，回憶反思文革十年的人和事，語帶顫慄：「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事。」
自八十年代初始，他又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他說：「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他提出「說真話」作為懺悔的方式。
一九九五年底，巴金一直參加編輯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一書出版，他為畫冊題辭「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實物的文革博物館未能建立，如像懺悔的儀式未圓滿，是他一大遺憾。
相比起魯迅，巴金的作品和思想已甚少為人引用。
他反思又反思，反思的結果卻甚少被人引用。也許他也自感這個反思的詛咒是太過沉重，餘生無法超脫。他又知道自八十年代起看他的書的年青人已甚少，無法與三、四十年代相比，這卻不是怪責。「我的書也老了，無論怎樣修飾、加工，也不能給它們增加多少生命……我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
一九九九年入院後，他屢次拒絕做手術和用藥，更要求安樂死。對於熱愛創作、熱愛理想、反對定狀的安那其信徒來說，有甚麼比瀕死在床，甚麼也不能做，徒當「一代文豪」供人瞻仰更痛苦？
他曾說自己的書有一半是廢品，他的人生可也早已經終結？這也難怪今天的年青讀者不認識他，認識他的也彷彿假設他早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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