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22] 歷史與空間：唐代小說研究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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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孝萱：《唐人小說與政治》，鷺江出版社。

——讀卞孝萱《唐人小說與政治》

陳　玨（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在跨越上世紀和本世紀的會通文史哲諸領域的大師中，以九十和八十五高齡，仍有大量超一流成果問世而領導學術潮流者，自首推選饒宗頤和清園王元化。而在深入研究文史某一領域的專門家中，以八十高齡而仍能在國際範圍內開拓新境界者，則冬青書屋卞孝萱當之無愧。卞先生五十歲之前研究唐詩，五十歲之後研究唐代傳奇文，當年曾登范文瀾之堂，入章士釗之室，從源遠流長的師承中，熔鑄出與眾不同的文史互證的方法，在陳寅恪之後，獨樹一幟，研究唐代傳奇文。卞先生積三十餘年之時間精力，匯成《唐人小說與政治》四十餘萬字一卷出版，惜墨如金，以少許勝人多許，具有學術史意義。

自成一家的研究對象

　《唐人小說與政治》的學術史意義，方面眾多，底蘊深刻，這裡只簡要介紹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該書的眼光高明處，首先在於作者對於研究對象的選擇，與眾不同。而這種與眾不同之處，又深刻反映出其胸中自有一張自成一家的「經典書單」在，不同於魯迅，也不同於汪辟疆。眾所周知，從學術史的角度看，20世紀的唐代傳奇文研究，其規模定制於20年代末，以魯迅《唐宋傳奇集》和汪辟疆《唐人小說》的相繼出版為標誌。雖然《唐宋傳奇集》有「稗邊小綴」，《唐人小說》有「敘錄」、「按語」，但是它們都不是學術專著，都只是唐代傳奇文的選本，為何有規範整個20世紀唐代傳奇文研究方向的學術史意義呢？

「經典書單」時代潮流

　對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從中國傳統和西方現代兩種不同的角度來綜合理解。從中國傳統來看，《詩經》為甚麼重要呢，不就是一種選本嗎？中國的傳統學術發展方向的規範，往往不是通過撰寫學術專著，而是通過下列兩種方法的之一來實現的：一曰「選」，二曰「編」。在儒家的經典中，這種傳統可以追溯到《詩經》和《春秋》：用「思無邪」的原則「選」出來的「詩三百」和根據使「亂臣賊子懼」的「微言大義」原則「編」出來的《春秋》，都具有規範文史和社會倫理發展方向的作用。從西方現代的理論來看，《詩經》之「選」，實際上乃是所謂「經典書單」(canonization)的現象，《文選》和《唐詩三百首》之「選」，同樣也是「經典書單」(canonization)的現象。某一文類——無論是詩文還是小說——一經權威人士劃時代地開出「經典書單」來，即具有規範學術的方向，推動創作時尚，領導研究的潮流作用。對此神奇的現象，美國已故的東西方比較文學研究界的領袖人物、前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孟而康(Earl Miner)有過極深入的研究。

　讓我們回到唐代傳奇文研究中來，魯迅選三十二單篇，汪辟疆選二十六單篇和三十一叢集中佳作（另附《遊仙窟》），兩位大師慧眼獨具、不約而同之處甚多，兩者相加，即形成一張20世紀的唐代傳奇文經典之作的主流書單，框定了研究的範圍。近八十年來，只有極少數具有原創精神的學者，能夠跳出此圈子外，對魯迅和汪辟疆的「經典書單」，有眼光獨到的斟酌損益。以上種種，都是通過「選」而不是通過定義，讓人們知道，在這些學者的心目中，甚麼才是傳奇文，而甚麼不是傳奇文。正是通過這樣的「選」和斟酌損益，使人們對於唐代傳奇文的文類本質的認識，有所拓展，有所加深。

選目不同　拓寬理解

　《唐人小說與政治》恰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這樣的範例。《唐人小說與政治》中涉及《唐太宗入冥記》、《蘭亭記》、《開元昇平源》、《長恨歌傳》、《補江總白猿傳》、《松窗雜錄》、《明皇雜錄》、《任氏傳》、《枕中記》、《上清傳》、《戎幕閒談》、《石鼎聯句詩、序》、《說石烈士》、《辛公平上仙》、《河間傳》、《謫龍說》、《柳毅傳》、《霍小玉傳》、《周秦行紀》、《玉泉子》、《逸史》、《闕史》、《噴玉泉幽魂》、《拾甲子年事》、《文武兩朝獻替記》、《南柯太守傳》、《紅線》、《聶隱娘》、《毛穎傳》、《管城侯傳》、《李娃傳》等等三十餘篇唐人小說作品。這些篇雜中的大部分（如《長恨歌傳》、《枕中記》等），固與唐代傳奇文研究界的主流「經典書單」相重合，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因為不入主流書單，而被人們認為是位於唐代傳奇文與其他類型的唐代小說的「結合部」的作品（如《毛穎傳》、《管城侯傳》等），更有若干學術界一般認為完全不是唐代傳奇文的小說（如《說石烈士》、《噴玉泉幽魂》等）。我們不妨試問一下，如果當年《詩經》選的「詩」不是這「三百」篇，而是「四百」篇，或者是另外的「三百」篇的話，我們對風、雅、頌的理解，還會和今天完全一樣嗎？卞先生的這張與眾不同的「經典書單」，通過不同的選目，也使人們對唐代傳奇文作為一個文類的理解，大為拓寬。其間的精微之處，非萬言長文，不能詳細分析，這裡只能從整體著眼，點出其另闢蹊徑的理論重要性而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