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28] 試解陳兆愷大法官之惑

■張圭陽　資深傳媒人

　上周末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慶祝四十周年，會上還頒發中大新聞獎給無線電視的區家麟及南華早報的印裔女記者Ravina Shamdasani，表揚他們在新聞採訪方面的成就，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陳兆愷為頒獎嘉賓。陳兆愷大法官對記者有很高的期許，他說記者有「無冕皇帝」之稱，他不知道這個說法的來源，多方請教亦不甚了了。他希望記者珍惜自由，不要製造民意，做個真正的「無冕皇帝」。

早期中國報人地位卑微

　「無冕皇帝」什麼時候出現？中國最早的一本新聞學專著，1919年徐寶璜的《新聞學》，並沒有提及記者為「無冕皇帝」一事。七年後戈公振出版的《中國報學史》一書提及記者之地位，「譽之者謂為『無冕之王』，而在昔則不敢以此自鳴於世也。」1917年姚公鶴出版的《上海閒話》廣泛論述了上海報界的種種現象，也沒有提及記者享有這麼高的社會地位。姚公鶴的《閒話》，卻記下了報人在清朝末年的卑微地位。姚公鶴謂「當時社會認為報紙為『朝報』之變相，發行報紙為賣『朝報』之一類，賣『朝報』之人必以鑼隨行，舉動猥鄙，所傳消息亦不盡可信」，故此社會對報人非常輕視。「每一報社之主筆及訪員(即記者)，均為不名譽之職業，不僅為官場仇視，社會亦以搬弄是非輕薄之。」姚公鶴又說清光緒初對新疆用兵，左宗棠倡議借用外債，事件為華文報紙報道，左宗棠曾向友人大罵記者為「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為末路」。這件事姚公鶴是怎樣知道的，卻未見解釋，只能說是上海政界廣泛流傳的一種說法，說明中央要員是如何的鄙視記者。

　1906年進入報界工作的潘公弼在報業工作了廿四年後，寫了「望平街之回憶」一文。上海的望平街在二、三十年代有「艦隊街」之稱，是上海報館的集中地。潘公弼說，清末民初的報人與報紙，「似乎閑居於社會之外，無所謂責任。社會之視報人，或尊之為清高，以其文字生涯，士居四民之首。」當然也有時人「鄙之為無聊，以其不務正業」。由此可見，「無冕皇帝」的說法，不可能早於民國之前出現，也不會晚於戈公振成書之年，也就是說，極有可能是民初時期的一種說法。

「無冕皇帝」是自我期許和自嘲自謔

　辛亥革命之後，民國政府臨時約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自由」，報禁取消，報紙數量激增，當時的報刊，重拾梁啟超等維新派的辦報言論，力昌報館之地位與國務院、總統府平等。北京人民大學方漢奇教授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引述1913年4月30日《大中華民國雜誌》的說法，認為「記者是不冠之皇帝，不開庭之最高法官」。「無冕皇帝」之說，或許就在這一段時期相繼出現。民國初年，袁世凱一心要做皇帝，收買報人記者，當時北平街道甚至出現記者乘坐四人或六人大轎，並有人高舉記者姓氏的大旗，由人吆喝清道，出外採訪，儼如大官巡視。記者的自我膨脹好景不常，袁世凱當了皇帝，記者沒有了利用價值，在有冠冕的皇帝面前矮了大半截，記者寫報道，下款要題：臣記者某某報道。不願為袁世凱抬轎的，不是報館被封，就是報人被拘禁殺害。記者的冠冕，畢竟是「無冕」的；記者作為不開庭的最高法官，也是受制於行政當局的。「無冕皇帝」一詞在混亂無序的時局中產生，是報界送給自己的一份禮物，既是自我的期許，也充滿了自嘲和自謔。(另一份報界給自己的禮物是「有聞必錄」，本期篇幅有限，有機會再談。)

　今天在香港當記者是幸福的，誠如陳兆愷大法官引述的一句名言：「自律的傳媒最自由」。記者既有「無冕之冠」，又有「審判之權」，記者豈能不如法官般慎言慎行，慎用自己的影響力。(聯絡作者：kwaiyeung@gmail.com)(本欄每周五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