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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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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09] 香港「國語片」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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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夏 侃

 香港國語電影的蓬勃,始於上海的淪陷。

戰後的興起

 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國的電影中心,向荷里活學習的明星制和片廠制已初具規模,戲院和影片的發行正在完善中。蓬勃發展的電影事業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投資者,原籍廣東的羅明佑也跑到上海組成聯華公司。當有聲片開始興起,上海拍攝的是國語電影,因為這是市場所需要的。

 抗戰爆發,中國的電影市場迅速被破壞。電影商人不得不謹慎地把資金和器材轉移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其一是大後方重慶;其二,就是香港。香港是被英國殖民,正如上海的租界,似乎比內地要安全一些。而資金的出入,人才的流動也比較自由。1937年,上海淪陷,大批影人從上海南下,其中有蔡楚生、司徒慧敏、歐陽予倩等。鑑於當時香港本土製作的影片多是神怪和無聊的電影,他們和香港影人蘇文怡、關文清、盧敦等合作製作具有「國防意識」的電影,如《血濺寶山城》、《民族的吼聲》等,雖然為了遷就市場,這些影片還是採用粵語製作,但這些影片已為香港本土市場帶來了強勁的新風氣。

 1938年上海新華影片公司出品的《貂蟬》在香港首映,國語片從此走上了本土的銀幕。

 到1941年,香港共製作了20部國語電影,其中有蔡楚生的《孤島天堂》、《前程萬里》,司徒慧敏的《白雲故鄉》,蘇怡的《大地之花》等等。國語片以製作較為精良、內容切合市民對國運的關心,因而在香港站住了腳。

蓬勃發展

 戰後到五十年代是香港國語片蓬勃發展的階段。

 香港是個地域性頗強的地方,百分之九十的居民講粵語,國語又因為長期處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下而無法流行。但國語片卻在戰後得到蓬勃的發展,湧現了一批優秀的人才,也拍攝不少佳作。蓬勃發展的原因,我想有如下幾點:

 1.經歷過戰爭的洗禮,港人從憂患中企盼安定,對國家的認同增加了,國語也就增加了一分認同感。

 2.本地的粵語電影存有一定的陋習,因此才有數次的「清潔運動」,而南下的文化人、影人為本地的電影業帶來市民認同的新元素。

 3.製作大、明星感強對觀眾來說是個吸引力。一般而言,國語片的製作成本皆高於粵語片,像《國魂》、《清宮秘史》這類影片,還到外國參展,這是當時的粵語片「七日鮮」無法比擬的。

 4.不少國語片的導演在上海已是成名導演,積累了不少經驗,一旦熟悉了香港,他們的作品揮灑自如,饒有韻味。其代表是朱石麟,朱氏在上海已是成名導演,到港後,先後拍攝了《清宮秘史》、《誤佳期》、《中秋月》、《水火之間》等出色的作品。特別是他的「同居樂三部曲」,寫出了香港下層市民的掙扎求存,又透出「家和萬事興」的訴求,影響了不少人。

 5.國語片匯集南北的人才,各類型影片紛紛登場。如鳳凰的喜劇,邵氏的歌舞劇,李翰祥的宮闈片,張鑫炎的新派武打片,為後來八十年代港產影片的繁榮打下了基礎。

 蓬勃時期的國語片和粵語片彼此相處融洽,互相取長補短,拍國語片的大中華也拍粵語片,粵語片的名導演李晨風也拍了不少國語片。

轉入低潮

 六十年代中期之後,香港的國語片漸漸褪色,而粵語片取而代之,到了八十年代,更蔚為大觀。

 國語片的褪色有其內在和外在的原因。

 內因:主力拍攝國語片的長城、鳳凰等公司,從六十年代後期就把握不到香港觀眾的主流民意,特別是和觀眾的心態有了距離,作品不受本地觀眾歡迎是難免的。而邵氏的國語片又大受台灣的影響,糾纏在瓊瑤的模式中。

 香港觀眾的心態則因當時香港經濟起飛,而充滿自信,快節奏的都市生活也改變了觀眾看電影的趣味,他們不再想看愛得死去活來的影片,不想再看充滿抗爭、教育意味的電影,於是粵語片中的捉狹片、光棍片、笑料密集的喜劇、打得爽快的功夫片便應運而生。

 外因: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十年「文革」,翻天覆地的改變,無盡休的抗爭,知識分子的被摧殘。紅色的中國,其價值觀和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價值觀相差何只千里?不理解、不認同,進而就是嫌棄,悄悄然,粵語成了自豪,國語全然被遺忘,特別是香港進入了電視時代,粵語更是當然的主流,國語影片的市場幾乎損失殆盡。

幾點商榷

 回顧香港電影的歷史,「變幻才是永恆」這句歌詞足令人嘴嚼。

 電影業的起起落落,其中香港國語電影的起起落落,都是很正常的,就在這個起落中,廣大的電影從業員憑著他們的毅力和聰明才智,把香港的電影素質一步步提升,為人類的精神寶庫添磚加瓦。

 可是,某些研究文章卻人為地劃分什麼粵語和國語的文化衝突,強調什麼左右角力,這在研究香港電影史上是很值得商榷的。

 電影,無論是國語,還是粵語,甚至英語、法語、俄語等等,全是人類的精神財產。我們熱愛電影,擁抱著一個個令人拍案叫絕的故事,品味著人類精神情操的演變,而不同的語言絕不是電影高下區分的標準。

 製片家們拍電影,當然要講回報,無論從市場上著眼,還是從人才的實際出發,香港電影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國語和粵語方言這兩種製作模式,這是很自然的,是針對不同市場而採取的不同製作模式,語言不同,內核卻是相近的。正如林年同所說:「1948年以後的香港電影,無論是粵語電影還是國語電影,基本上和三十年代《馬路天使》、《斬經堂》的時期,四十年代《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時期的電影,在電影的特殊表達方面是一條路子走下來的,有共同的電影美學。」

 香港之所以成為電影的重鎮,一個重要的原因:香港是經濟的樞紐之一,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是從一開始就具有包容和多元化的城市。南北人流、黃白人種把香港這個蕞爾小島,建成了今天的這個樣子。國語也好、粵語也好、英語也好,彼此不應該分高低。

 追求進步不等於左,沉溺神怪不等於右。戰後乃至五十年代中,一批電影工作者致力倡導「國防」,關心勞苦大眾,追求平等,這不是如今也追求的目標嗎?刻劃人性,倡導和諧,追求藝術上的創新,認認真真地拍戲,為什麼就要冠以左的稱號?

展望

 最近媒體訪問了寰亞的董事莊澄,他說,現今資訊發達,已進入全球化的時代,要考慮市場的需要,尤其是內地這個龐大市場。他指內地市場佔了電影收益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以徐克的《七劍》和劉偉強的《頭文字D》為例,《七劍》在港收700多萬元,但內地就勁收7、8,000萬元;《頭文字D》在香港收3,000幾萬元,內地則收6,000多萬元,「大中華的變數,再加台灣、海外等地的收益,所以現在拍戲計算和以前已有別,不能單看香港,不能說香港贏就是贏」。鑑於內地的市場有別於前,不斷演變,日新月異,要了解這個市場的需求,莊澄稱已不能隔岸觀火,應該要深入了解。

 隨著內地經濟的騰飛,市場的開放,中國的崛起已成了世界注目的亮點。香港市民對內地的觀感在改變之中,學習普通話的人數節節上升,因此香港電影北望神州是勢在必然,國語版的香港電影比重漸次加重。這既是商業上的考慮,也是情感上的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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