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23] 琴台客聚：白樺談「某生」的啟示

放大圖片

　作家白樺認為現代版的「某生」比比皆是。 資料圖片

彥　火

　白樺來了。他在香港作家聯會舉辦的講座上講了四個小故事。與會的文化人受到極深的感染，原來鬧哄哄的會場，全都靜下來。白樺講完，先是一陣沉默，繼是熱烈的掌聲。

　四個故事之中，令我感到興趣的是他解讀蒲松齡《聊齋誌異》中的《某生》，對文化人很具啟發意義。《某生》的故事內容大致如下：

　一個縣官在某縣剛剛就職，為了消除寂寞、附庸風雅，他很想找一個文人交往。據當地人說，本縣只有一位文人，但他非常潦倒，身無立錐之地，非法佔住在凋敝的城門樓上，衣不遮體，食不果腹。但這位縣官紆尊降貴，和他交了朋友。於是，他們就詩酒唱和、徹夜對弈。但是，這位朋友有不少毛病，就是不修邊幅、出言不遜、直言犯上，縣官畢竟是縣官，經常感到難堪。最後縣官終於想到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讓某生搬下城樓，入住縣衙，委以小吏，而且讓他經常包攬詞訟、收受了不少紅包。於是這位文人的毛病就好了。從此，在縣官面前俯首帖耳，舉止猥瑣，開口縣尊，閉口首長。最後，連縣官都對他漸漸失去了興趣，因為他已經不再是一個文人了。

　白樺對以上故事，加以評點道：「這是一篇古代寓言，不是也很像今天的一篇報告文學嗎？」換言之，現代版的「某生」，比比皆是。

　文化人一旦被恩寵，如後宮佳麗之被寵幸，飛上枝頭變鳳凰，但後宮佳麗一俟年老色衰，最終還是被棄之敝屣，被打入冷宮，枯度殘年。文化人依附了權勢，表面上可以狐假虎威，張牙舞爪，但是一見到主子時，腰板直不起來，失去獨立性，到頭來只能做一隻插科打諢的哈巴狗。由一個獨立文化人降格為哈巴狗，是文化人的自我矮化，在權勢面前永遠抬不起頭來，只能做應聲蟲，自然受到社會的鄙視。一旦利用價值完了之後，主人便把他一腳踢開。

　可悲的是，眼下這個功利社會，削尖頭腦往衙門鑽的文化人大不乏人。這類文化人在極權社會往往做了御用文人或幫兇，他們時刻要揣摩主子意旨，或做吹奉迎拍的歌德派，或權充文化打手，對那些獨立人格的文化人甩鞭子、扣帽子。在今天社會，這類人很多成了擦鞋仔或馬屁精，喪失了人格。

　無疑的，文化人一旦依附了某種勢力，便失去了獨立性。正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傑出代表弗洛姆所說：「只要個人還沒完全割斷那條把他與別人聯接在一起的臍帶，他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弗洛姆在經典著作《逃避自由》，有一段話很值得現代文人思考的：「個人完全放棄了個人的自我，變成了一個機器人，他周圍的其他人也是清一色的機器人，他們完全一體化了，因而不再感到孤獨和憂慮。但是他付出的代價是昂貴的：他喪失了他的自我。」

　弗洛姆在另一部經典著作《自由的人》還提到：「當代社會問題的實質，不在於個人主義，追求自我，而在於甚麼是真實的自我？現代文化的失敗，不在於其個人主義的原則，也不在那種認為道德美德與自利追求歸宗同一的觀念，而在於自利意義的墮落；它不在於人們太過於關注他們的自我利益，而在於他們沒有足夠地關注他們真實自我的利益；不在於他們過於自私，而在於他們不愛他們自己。」

　不愛惜自己，隨波逐流，形同失去獨立人格的人，他們這樣做，表面上是為一己利益，其實卻付了出賣自我價值和尊嚴的慘重代價。弗洛姆上述對現代文化人的議論，與白樺所舉《聊齋誌異》的古代文化人「某生」，有異曲同工之妙，值得深思細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