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23] 文革中的胡耀邦
■1985年3月，胡耀邦在中南海散步。資料圖片
．蕭祖石．
編者按：蕭祖石，湖南東安縣人。1965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1965年至1974年在團中央工作，與胡耀邦相處於文革時期。本文摘自作者《文革中的團中央》，真實生動地描述文革時期團中央的一段慘痛悲傷的歷史，同時也反映了作者與胡耀邦之間的真摯感情。
團中央風雲突變
1964年，我參加陝西省長安縣社教工作的時候，聽過省委書記胡耀邦一次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覺得他的報告通俗幽默，內容深刻。他對農村情況的熟悉程度和對農民利益的關注，深深地打動了我這個從農村出來的人。湊巧，1965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團中央機關工作，胡耀邦也已從陝西回到了團中央。
在團中央機關絕大多數人的心目中，胡耀邦是一位有思想、有能力，關心群眾，為人寬厚，胸襟坦蕩的領導者；團中央機關更是個朝氣蓬勃團結友愛的集體。可是一夜之間，這一切都被扭曲了。那是「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中央突然宣佈：團中央書記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改組以胡耀邦為第一書記的書記處。機關的同志都懵了，我也懵了！
戴修正主義帽子
好端端的團中央機關，瞬間成了「修正主義的黑窩」，人心不穩，秩序大亂。胡耀邦戴上了「修正主義黑幫頭子」的帽子，不分白天黑夜，被揪出來掛牌示眾、批斗。在拳腳交加的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下，胡耀邦已沒有往日那種朝氣蓬勃、精神抖擻的風采了。一個年過50的人，經得起這樣折騰嗎？自從胡耀邦和一批當權派被關進「牛棚」，他們就在專政組的嚴格控制之下，沒有特殊的理由，是無法接近他們的。或許，只有在飯廳能偶爾見到他。因為他們一般都晚去半小時。
一句問候起風波
那天我故意晚點上食堂，正好專政組押著長長的「黑幫」隊伍，在食堂買飯，胡耀邦排在最後。當他掏出飯票交給炊事員的時候，我迅速湊上去，趁炊事員轉身給他盛飯的空隙，我小聲地問他：「身體怎麼樣？」他大概覺得突然，揚頭看了我一眼，臉上雖然沒有了往日的光澤，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他說：「身體還可以。」我又問他：「吃幾𠕇米飯？」他伸出兩個指頭說：「二𠕇米飯，一塊豆腐乳。」這時炊事員把飯遞到了他跟前，我也馬上買了飯菜，轉身走了。
萬萬沒有料到，沒過幾天，在機關禮堂的一次群眾大會上，一個造反派的小頭頭，突然歇斯底裡地大嚷大叫道：「我們革命群眾隊伍中出了叛徒。有人現在還關心胡耀邦的健康，問他一頓吃幾𠕇米飯。革命的同志們，一定要擦亮眼睛，把藏在群眾中的叛徒揪出來示眾……」
我雖然坐在後排，但他的吼叫，仍聽得一清二楚。我傻眼了，這可怎麼辦哪？我沒有經歷過大的政治運動，沒有政治經驗，心裡很緊張，因為造反派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我想，萬一他們以開會的名義，把大家集合起來，逼著胡耀邦當眾認出我來可怎麼辦？越想心裡越沒底，那晚我失眠了。我決定藉故請假回家探親躲避幾個月。
胡非「認出你」的人
還沒正式請假，那天偶爾遇見住在大院內的湖南老鄉伍傑。他解放前是搞地下學運的老同志，1951年任常德團地委副書記。他把我領到他家裡，說我氣色不好，問我是不是病了，我說沒有。沉默片刻，我突然沒頭沒腦地問他：「胡耀邦的記憶力好嗎？」他沒加思索地說：「胡耀邦的記性好得很，作報告、講話，一般都不要稿子。」我不著邊際地又冒出一句「他能認出我嗎？」
伍傑沒聽懂什麼意思，愣愣地看著我問：「什麼？」我也覺失言，連說「沒什麼，沒什麼」。伍傑看出我有心事，啟發我把心事說出來，說他說不定還能幫我出點主意。我想了想，把事情全向他說了，還說想回家避一避。我發現他聽後表面上很平靜，可臉上卻掠過一絲讓人難以察覺的快慰和驚異。他寬慰我：「這有什麼，首先你自己要沉得住氣。回家不好，顯得心虛，反而暴露了，沒事的。」我說：「說得輕巧，他們要是逼著胡耀邦認出我呢？」伍傑搖著頭連說了兩個「不會，不會」。伍傑最後胸有成竹地說：「關鍵是你自己要沉住氣，胡耀邦是不會認出你的，胡耀邦就不是那種『認出你』的人！」
■「偷得浮生半日閒」，與鄧小平玩橋牌。資料圖片
工廠造反派動了武
離開伍傑家，我走到傳達室門口，一輛車篷上印著「青年印刷廠」字樣的吉普車開了進來。這是外單位把胡耀邦拉到工廠批鬥完，又送回團中央機關來了。我看見胡耀邦的臉又青又腫，手上拿著被撕破了的襯衣。顯然，工廠的造反派動了武。見此情景，機關的同志都圍了上來，大家神情凝重，誰也沒有說活，只有投去同情的目光。吉普車一出大門，胡耀邦拐進了南院專政組。
人們議論開了，聲音由小到大。有的說，胡耀邦是我們單位的「走資派」，我們最了解他嘛，我們有能力把他揭深批透。有的說，外單位揪去批鬥可以，但要同我們協商，經我們同意，而且我們要派人參加，同時把外單位的揭批材料帶回來……所有在場的人，包括那些響噹噹的造反派，沒有一個人說「不」的。我看見大家的情緒在激動，目光在交流，心在往一塊靠近。我心裡好一陣暢快，我明白了一點，我是最笨的，這不比去問問他吃幾𠕇米飯管用得多嗎？
胡耀邦在組織上被打倒了，但他在機關絕大多數幹部中仍倍受關注。凡是有關胡耀邦的消息、動向，傳得最快最廣。
與兩胡同一學習小組
那年冬天，我探親歸來，由於眼病犯了，所以沒去幹校而是直接回京治療，當然也想能有機會見到胡耀邦。說來也巧，留守處的軍代表把我和胡耀邦、胡克實編在一個學習小組，學習地點，就在「二胡」的院子裡——王府井附近的八面槽富強胡同八號。第一次學習，在胡耀邦家附近的另一位書記家裡，大家見面寒暄了幾句後，胡耀邦改不了過去的老習慣，首先了解情況。他知道我家在農村，就問我基層黨組織的情況。我說湖南農村黨組織生活極不正常。他說五七幹校附近的農村也一樣，帶有普遍性，你們應該寫材料向中央反映嘛！接著他又問我家裡的情況，我說別的還好，就是孩子沒有口糧。我愛人是吃縣裡集體糧的民辦教師，不參加生產隊的分配。孩子不是城鎮戶口，縣裡不供糧，生產隊也不管。胡克實說，這可是個大問題，孩子不能餓著呀。胡耀邦卻沒有說話。
了解農村基層情況
過了個把星期，又一次學習結束的時候，胡耀邦走到我身邊對我說：生產隊按勞動工分給口糧，你和你愛人不參加生產隊的勞動，他們可以不管，但孩子的口糧應該由當地政府解決。他停了片刻又問我：「你認識戴雲嗎？」我說：「不只認識，是很熟。」他說：「讓他給湖南省委組織部長趙處琪同志寫封信，請處琪同志過問一下你孩子的口糧問題，我簽名。」果然，趙處琪一過問，問題很快就解決了。
戴雲是「文革」前團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曾當過胡耀邦的秘書，「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我們對很多問題的看法、觀點比較一致，所以成了朋友。戴雲告訴我，耀邦雖然身處逆境，自身難保，但該辦的事還是辦，該說的話還是說。
1973年底，「四人幫」在教育戰線上掀起了所謂「反回潮」的鬥爭，明槍暗箭射向被視為眼中釘的一些老同志，風聲日緊。當時遼寧省的省委書記毛遠新，在瀋陽說：秋後算賬，回潮的現象到處有，胡耀邦就猖狂得很，他四處串聯，笑我江東無人，竟敢說江青同志獲得的掌聲是廉價的掌聲，狂妄之極。由於毛遠新有特殊身份，他的言行，當時被看作是一種徵兆和動向。機關的一些同志，生怕政治迫害又要落到胡耀邦的頭上。迫於當時險惡的政治形勢，人們雖然言語謹慎，不敢輕易貿然行動，但每個人的神態都透出對「四人幫」的憎惡和對胡耀邦的同情。■摘自《新民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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