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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畫：五百強盜成佛圖（局部）
郭 建
公元460年，當時南朝劉宋的沛郡相縣（今安徽濉溪縣西）發生了一件奇案。
非法的屍體解剖案件
有個叫唐賜的男子到鄰村的一個親戚家喝酒後，回到家裡腹中巨痛，禁不住連連嘔吐，居然從口中吐出了十幾條蛔蟲。中國古代的人們沒有衛生知識，對於肚子裡生蟲這件事情總是認為那是有人給自己施展了「蠱毒」的巫術魔法。唐賜見自己吐出這麼多長蟲，自然就感到是死期來臨，精神崩潰，果然就一命嗚呼。彌留之際，他告訴自己的妻子張氏，等自己死後剖開自己的肚子，看看究竟是什麼樣「蠱蟲」在作怪，或許也有要找到證據去告發那戶親戚的意思。
張氏遵從丈夫的遺願，在丈夫死後果真親自進行屍體解剖。這件事被鄰居知道後，就到當地官府告發她破壞丈夫的屍體。當地官府將張氏以「忍行刳剖」丈夫遺體的罪名抓了起來。另外，又以唐賜的兒子唐副不阻止母親幹這「傷天害理」的事情，把唐副也抓了起來。
不過就在這個案子審判前，朝廷發佈了大赦令，按照古代法律，發生在大赦令下達前的普通刑事案件都一律不得受理和處置，只有被認為是特別嚴重的「不道」（違反天道的重大案件）案件才可以照常處理。而這個案件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法律也沒有明確這是「不道」罪名，有關的法律只是規定：傷害死屍的，要處以四歲刑（關押服四年苦役）；妻子傷害丈夫，應判處五歲刑；兒子不孝順父母的，處以「棄市」（死刑）。這三條法律都不能直接適用於這個案件。地方官府只得將這個案件上報到朝廷，請求朝廷裁決。
在朝廷各部門官員討論這個案件時，主管司法審判的三公曹的郎官劉勰認為：「張氏是忍痛遵從丈夫的遺言，唐副作為兒子也沒有阻止的道理。考慮到這件事情的動機，並不是殘忍傷害丈夫遺體，應該可以寬大處理。」可是吏部尚書、朝中著名的老臣顧愷之卻認為：「法律規定移動道路上的遺屍，都要作為『不道』來處理，更何況是作為妻子，而敢於施行常人所不忍心做的行為？法官不應偏離正道去照顧小恩小惠，應當按照大是大非的道理來裁斷。唐副應作為『不孝』罪，張氏要作為『不道』罪來處理。」
保持身體完整的神聖性
這場針鋒相對的討論沒有結果，宰相只得將雙方的意見都上報給皇帝。當時的皇帝名叫劉駿（史稱宋孝武帝）一直很欣賞顧愷之的見識，前一年還曾特意批示已到退休年齡的顧愷之留任吏部尚書。因此他很快就批示按照顧愷之的意見判決此案：張氏與唐副都是死罪。（這個案件記載於《宋書·顧愷之傳》和《通典·刑法八》）
中國古代文化最講究的就是「孝」，保持身體完整則是作為「孝」的一個最基本的出發點。比如後來被奉為儒家經典《孝經》裡明確指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兒孫們必須要隨時注意保持自己身體的完整性，這是最基本的孝行。當然更明顯的是，對於去世的父祖，自然也要加倍小心的保持遺體的完整。儒家經典《禮記．檀弓上》要求：「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意思就是說在父母去世以後，應該將遺體恭敬的陳列三日後才進行殯葬，要注意的是保持遺體的原形，凡是身體部位都要認真的對待，梳洗乾淨，不要留下任何有可能導致遺憾的痕跡。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歷代都將褻瀆他人屍體作為極其嚴重的犯罪來處罰。我們從以上劉宋這個案例中已經看見褻瀆移動路上的遺屍已是「不道」重罪。以後唐朝的法典《唐律疏議》更是細緻規定：凡是以焚燒、支解之類手段殘害死屍的、或者是將屍體遺棄到江湖水中去的，都要按照「鬥殺」罪減一等（流三千里）處罰；如果僅僅是損傷屍體的，也是按照鬥殺罪減二等（徒三年）；但如果是殘害、遺棄的是自己尊親屬的屍體，那就要按照鬥殺罪處以斬首死刑。如果在耕作、施工時發現無名屍首不予以埋葬，而是隨意丟棄的，也要處以徒二年；把屍體燒燬的，處徒三年；但如果是尊親屬的屍體，就要加罪一等，燒燬棺槨的，處以流三千里；燒燬尊親屬屍體的，就要判處絞刑。這些規定基本都被以後宋元明清各個朝代沿襲。
在屍體方面的這些禁忌，使得歷代法律都規定對屍體只能進行體表的檢驗，《洗冤集錄》裡記述的種種檢驗屍體的手段，也都只是進行體表的觀察。這就使很多身體內部的傷害無法檢驗。使得中國古代的法醫學一直處在前科學時代。
而且即使是親人的遺體被暴露在眾人面前由人翻檢，也會被視為莫大的褻瀆。明代作家凌蒙初在他的短篇小說集《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一的卷首，對當時實行的檢驗屍體制度發議論說：法律規定有人命殺傷案件的必須要檢驗屍體後才可以處置，「法立弊生」，結果導致被害人生前橫死，身後還要被「削骨蒸肌」，再受荼毒，「刮骨蒸屍，千零百碎，與死人計較，也是不忍見的」。（古代罪案鑑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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