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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余華（右一）在浙江杭州一家書店舉行《兄弟》下部的杭州首發儀式，書迷眾多。新華社
陳海韻
說余華，就不得不提他的小說《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還有十年才磨出來的利劍—《兄弟》。這把《兄弟》劍，許是鋒芒太露，惹來批評不絕，贏得銷路如火如荼。今天，《兄弟》（上）已發行了四十六萬冊，《兄弟》（下）亦追印到四十六萬冊！
人說余華桀驁不馴，總以鐵筆撬開社會陰暗的角落，不惜沾上污汁髒物作墨水，在白紙上雕出一片冰冷的殘酷：作品看似沒有時間性，卻無所不在，昭然地揭示一種對生命意義的終極關懷，就像幹著他的老本行——牙醫，在一片純白而衛生的場景下，從事著血腥而痛快的手術，把一顆顆根深蒂固、早已發臭無用的壞牙惡瘡，毫不留情連根拔走，絕不手軟，剔之而後快。然後，雪白的藥棉，慢慢吸收著傷口滲出的鮮血……
《兄弟》出爐 文壇沸騰
二○○五年，余華的長篇巨著《兄弟》（上）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十八萬字，總銷量迄今已超四十萬冊，創下了當年純文學圖書單本銷量第一的紀錄。《兄弟》講述了江南小鎮兩兄弟李光頭和宋鋼的人生，它通過一個重新組合的家庭在「文革」劫難中的崩潰過程，展示了個人命運與權力意志之間不可抗衡的災難性景象，也凸顯了人性之愛與活著之間的堅實關係。
《兄弟》（下）今年三月出爐，字數達三十三萬餘字，在時間與故事情節上均與上部銜接，從「文革」結束一直敘述到當下。在這二十餘年中，李光頭和宋鋼這對兄弟和我們這個時代一起經歷了巨大的變化與起落，他們的悲喜命運令人百感交集。不僅是他們兩人，上部裡登場的每一個人物在下部都有著更為精彩而充分的發揮。
大字報磨出的利刃
余華最早的文學養份，充滿「先鋒性」——「在大字報的時代，人的想像力被最大限度的發掘了出來，文學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發揮，什麼虛構、誇張、比喻、諷刺……應有盡有。這是我最早接觸到的文學，在大街上，在越貼越厚的大字報前，我開始喜歡文學了。」在一片蕭瑟而繁亂的生命形態下，他追逐一種滲透式的文字，娓娓敘述，在扭曲的現實中遊刃有餘。
這種文字建築於現實的狂歡上，筆下的人物擺脫不了「死亡」的宿命，與現實一樣，但更大程度上在於作者。有論者認為：「這樣的有意尋找『生活錯誤』的做法似乎是為了讓主角的生活氣息更濃一點。」第一次，在《活著》中，他選擇了「血」來載著「生」與「死」。
血濃於水 一脈相承
《活著》描寫孤零的生命形態，人生苦苦追尋的一切，不過是無意義的。養尊處優的紈懓弟子福貴，他那擅長長跑的兒子為了救縣長的妻子，被醫院抽乾了血；他的啞巴女兒在產房裡大出血而死。福貴最後與一頭同名叫福貴的老牛相依為命地活著。而在《許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的老婆曾說：「血是命根，是祖宗；賣血就是賣命，賣祖宗。」這是第二次。
許三觀是城裡絲廠的送繭工，他偶然加入了賣血的隊伍。賣血，令他全家得以在厄運和困境中生存，一次次賣血，一次次賣血後到飯館裡喊一聲「一盤炒豬肝，二𠕇黃酒」，當許三觀的頭髮白了，牙齒掉了七顆，他家已不再為一盤炒豬肝和二𠕇黃酒發愁的時候，他的血卻賣不出去了，他失聲痛哭——「他老了，他身上的死血比活血多，他的血沒人要了，只有油漆匠會要，他想著四十年來，今天是第一次，他的血第一次賣不出去了。四十年來，每次家裡遇上災禍時，他都是靠賣血渡過去的，以後他的血沒人要了，家裡再有災禍怎麼辦？」
死並不可怕，最可怕是生不如死。
尋覓《兄弟》的活路
《兄弟》一出，余華筆下的「死亡」意識開始為人詬病，故事中的人物一個個「悲壯」地死掉，有人問余華，「死亡」可是他技巧上的一個竅門？
余華卻指《兄弟》上部敘述的是一個文革時最為暴力的時候，很多人那時候死於非命。「我從來不認為『死亡』是一個作家的技巧，二十多年的寫作經歷告訴我，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虛構的人物同樣也有自己的人生道路。」
「這是我寫作長篇小說最大的收穫，我已經完成的四部長篇小說，每一部的敘述發展都背離了我最初的構思，我努力在敘述中尊重人物，努力傾聽他們自己的聲音，這樣他們就會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單方面強加給他們的人生。」
不是為技巧而創作，而是為每個角色尋找一條路，找一條屬於角色本身的路，而余華也正在尋找自己的風格。
「我認為《兄弟》以後的我就是這樣的作家（非風格化的作家），我還有一種預感，接下去，我的敘述風格可能還會變。我的風格的延續和改變，看起來是階段性的，其實是不同的題材產生了不同的敘述。」
「八十年代對我很重要，那時候我的能力是將敘述變得若即若離。到了《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我的敘述是直接進入。到了《兄弟》，敘述的強度增加了。」
紅塵滾滾 物慾橫流
李敬澤曾批評余華「已經感受不到《在細雨中呼喊》那樣來自生命深處的尖銳疼痛」、「他的目標說到底也就是講一個有趣的、熱鬧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而為了這種成功，「他必須煽情，必須向讀者進行情感勒索，讓他的小說充滿駭人聽聞的暴力、死亡、天長地久的愛情和反反覆覆不厭其煩的噱頭。」
余華回應說：「比起文革時『駭人聽聞的暴力、死亡』，《兄弟》上部裡的『駭人聽聞的暴力、死亡』不會讓人吃驚。」而所謂「煽情」，他視之為「感動」，並強調「我面對的不是幾個讀者，而是很多讀者，每一個讀者都從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感受方式來讀一部作品，不同的讀者會在一部作品中讀出不同的感受，這就是文學，文學的豐富從根本上來說，是讀者的閱讀發現出來的。」
文學有捨才有得
文學評論家、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嚴鋒曾與余華對《兄弟》有深入的交流，他指出《兄弟》的語言是狂歡的，喧囂的，他質疑余華會不會因此失去先前的那些喜歡余華節制的優美的風格，純淨的語言的擁護者？「你以前的人物和世界具有抽象、間接、和寓言的色彩，那種特殊的詩意的余華風格，能否與《兄弟》中帶著大量現實流行語的狂歡的語言結合？」
余華：「失去原先的讀者？肯定有，已經有了。這和生活一樣，沒有學會放棄，就很難得到。當然，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放棄。」他指出《兄弟》（下）有兩種語調交替出現：一種是喧鬧的語言，另一種是寧靜的語言。
「就像《罪與罰》，那裡面，也有抒情優美的成分。我又得說到十九世紀的偉大的小說了，它們都是複調小說。喧鬧與寧靜，十九世紀的『巨無霸』們將它們放在了一起！」
「《兄弟》也是這樣，一部分讀者會不習慣，但是我堅信，失去的同時，會得到新讀者。我不害怕這種失去，我的寫作歷程本身就是被批評的歷程。」他以自己的作品《十八歲出門遠行》為例，在一九八○年代，全國只有三家文學雜誌接受他，權威的批評家們都不承認，認為這不是文學，甚至不是小說。」
「只有現代派批評家們喜歡我，我當時的風格正中他們的下懷。」
但到了 九十年代，《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出爐，一直支持他的先鋒派批評家說他是「背叛先鋒，向傳統妥協，向世俗低頭」，甚至指「《活著》是好的小說，但不是先鋒小說。」
余華的回應是：「沒有一個作家會為一個流派寫作！」回首《兄弟》，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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