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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維庸出席維園城市論壇後，與場外一班支持者握手及問候。
2003年，是香港回歸後最飽受挫折的一年。這一年，沙士爆發、樓市跌至谷底、負資產的情況嚴重，經濟前景黯淡，政府要為23條立法，7月1日有50萬人走上街頭遊行，後來一位司長與一位局長辭職。■主持人：江素惠
這一年，有一位醫生，他同樣是當醫生的兒子感染了沙士，但他沒有埋怨政府，也沒有埋怨特首董建華，相反的，他處處維護政府，為董特首政府辯護，敢於批評那些批評政府的人。在那時一面倒的倒董輿論氛圍下，不管你是否認同他的意見和他的言論，但是你總不能否認他是個勇敢的人，說出自己認為應該說的話，他就是鄔維庸醫生。
大學畢業即與政治結緣
如果每個人的事都是政治的話，鄔維庸應該說很早便參與了政治。他在接受訪問時表示，自己大學一畢業便已關注政治事務。由擔任香港醫學會會長開始，又參加了很多香港政治的諮詢委員會，並積極參與代議政制的發展，加上後來參與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從此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
嘆論政難免被斷章取義
鄔維庸在政治上的「敢言」形象鮮明，更有人認為他是當權者的喉舌，當江素惠問起這個問題，鄔醫生坦然面對批評，並笑說：「應該不可以這樣子說。」他認為，為民喉舌便要理性去看問題，為民喉舌應該是全面的、理性的、對群眾是一致的，而當整個輿論出現偏差的時候，表達另外一方面的聲音，能夠起到平衡作用。
談到與傳媒的「互動」關係，他亦不禁嘆息：「記者找我十次，最多兩三次會報道。而兩三次中，登出來的最多是我發表的意見的十分之一。」他表示，可能每個香港的政治人物都會有這種感覺，就是往往自己想講的媒傳不報道，但只要講錯了一點點，就會被抓出來報道。
自比愚公移山 不計後果
不過，作為政治人物，鄔醫生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風險：「自己要去處理好這風險。因此我有意見要他們去報道的話，不得不加一些花絮，煽情一些，希望可以報道，背後的意見重點就可以出來了。」
主持人以孫中山、魯迅的醫者論政為例，問及鄔醫生是否也覺得「學醫只能救人的生命，不能救人的靈魂」時，鄔醫生笑說不敢抱有這麼大的想法，但魯迅、孫中山先生都是他的偶像：「他們是有大志的人，因為有大志，自己給自己壓力，往往有失望，我只想做一隻蝴蝶，我的言論會造成很大的影響，我是愚公移山，不管後果是多是少，我都不會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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