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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明
「竹林七賢」是魏晉之際的七位名士的總稱，包括阮籍（字嗣宗）、嵇康（字叔夜）、山濤（字巨源）、向秀（字子期）、劉伶（字伯倫）、阮咸（字仲容）、王戎（字浚仲）七人。「竹林七賢」的本事，首見於《世說新語·任誕》第一條，其云：「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琊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又據《世說新語·文學》第九十四條，「竹林七賢」之稱，實始自謝安，袁宏從謝安處聽來，便將其載入《名士傳》，其後孫盛在《魏氏春秋》、戴逵在《竹林七賢論》中又遞相援引。
至於「竹林七賢」之名得之於何處，歷來說法頗多，陳寅恪先生之論，甚為確妥，他認為，「七賢」乃「取《論語》『作者七人』之事數」，「竹林」得之於佛教名詞「天竺竹林之名」，「加於七賢之上」。「至東晉中葉以後，江左名士孫盛、袁宏、戴逵輩遂著之於書，而河北民間亦以此說附會……」（見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遂成定稱。
可見，「竹林七賢」之名目，形成於東晉。阮籍、嵇康等七人之所以被人冠以「竹林七賢」、以一個整體視之，究其原因，是因為在他們身上，都有著卓異獨特的個性精神，表現為諸如放達、任性、簡傲、毀禮等品性以及通脫、縱飲、清談等行止。當剛剛南渡的東晉士人，面對西晉覆亡、家園淪喪，在一次次「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世說新語·言語》第三十一條）的慨嘆中，懷念過去的美好風物，來安慰心靈。而以名士著稱的阮籍等七賢無疑也成為他們追憶的對象，在一次次的追憶中，阮籍等七賢逐漸成為東晉士人一個想像中的群體，成為過去那一段無法再現的歷史的象徵。而他們對七賢的懷念，在追憶中又逐漸具體化為一個個生動的佚事，並最終定格在《世說新語》、《名士傳》、《竹林七賢論》等書中，成為後世文人惺惺艷羨並反覆品題的「魏晉風度」的標本。
「竹林七賢」生活在曹魏後期，隨著魏明帝曹睿的去世和八歲的齊王曹芳的繼位，魏明帝託孤的宗室曹爽和重臣司馬懿兩大勢力集團，從此開始明爭暗鬥。最終，在正始十年（249），司馬懿集團發動政變，一網打盡曹爽集團，成為曹魏政權的實際掌控者。為了進一步鞏固權力，以司馬懿及其二子司馬師、司馬昭為首的司馬氏集團開始大肆屠戮異己，除了在軍事上誅滅毌丘儉、諸葛誕等敵對勢力，在政治上也大殺不臣名士，《晉書·阮籍傳》載，其時「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這種近乎恐怖的時局中，士人多畏避政治，只好在縱情狂飲中遺落世事，用清虛玄遠的言談來遠離是非。《晉書·阮籍傳》稱：阮籍由此「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嵇康別傳》稱嵇康也是「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把自己盡量深深地掩藏起來。但嵇康因為「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而發」，（《與山巨源絕交書》）最終沒能躲過司馬氏高舉的屠刀，阮籍在兩難的依違中，抑鬱而終。向秀亦在嵇康死後，惶恐「失圖」。
為了鞏固奪到手中的權力，司馬氏集團一方面用殘酷的血腥殺戮來篡取政權，大肆殺戮士人，另一方面，卻又標榜「名教」，顯得極為虛偽。那些看透了司馬氏內心卑劣的士人，也因此更加鄙棄名教。不敢公然對抗，他們便以任性、毀禮、放達等不羈的行為來錶達不滿，以肆意的放蕩作無聲的反抗。如劉伶，《世說新語·文學》第六十九條劉注引《名士傳》云：「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
魏晉之際的士人，面對污穢的現實，他們一邊以用放浪形骸，來掩飾對虛偽與醜陋的鄙棄；用發言玄遠，來迴避對世事的評判；用任心而行，來隱藏依違的兩難；用達而無檢，來鞭達名教的偽善；用狂飲沉醉，來麻醉自己的心靈。另一邊，又在心靈與文字中，營建詩意化的理想人生境界。阮籍曾作《達莊論》，其中的「先生」者即是：「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俯而微笑，仰而流眄，噓吸精神，言其所見……」而嵇康，更是據莊子遊心於道的方式創造出一種自由自在、與自然相親的詩意化的理想人生：「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贈兄秀才入軍》十五）；「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泛泛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楫容裔。放櫂投竿，悠遊卒歲」 。（《酒會詩》二）
何妨再問
1.文中的「名教」是什麼？
2.司馬氏暴政為何要標榜「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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