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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懂搞研究，而不理實用性，就會變成whitesides所說的「semi-isolated expert」。
文：曾家輝
國際著名化學家、美國哈佛大學化學及化學生物學系講座教授George Whitesides最近來港出席香港科技大學的第13屆香港研究生化學研究座談會，並就「重新探索化學」為題演講，探討化學領域未來的研究發展及機遇。
不過，訪問這位納米科技界的先驅後，筆者明白到，科學家不應該只是科學家，他們能做的，應該比他們自己，又或是其他人所想的，都要遠，都要深，才不會成為「semi-isolated expert」（半封閉專家）。
大學不是用來「補鑊」
George Whitesides除了說明為何要有化學，化學研究的發展方向，更一再強調，商界是不會有創新（innovation）或發明（invention）等概念，他們最終想要得到的，就是「利益」，所以如果要為未來的科學研究找所謂的出路，就先要搞清楚一件事—只有大學才有「位置」，去做一些對社會有長遠利益的研究。
「資本主義本身是講利益，講效率，只會從經濟角度去衡量價值，而不是我們所說的長遠利益。」
在Whitesides的眼中，很多人所鼓吹的學界和商界合作模式，其實是根本上的錯誤。「商界發現問題，就會留給大學去處理，那些所謂的合作，無非是要大學去做一些研究，為商界搞出的問題找出補救方法。」
開採石油及燒煤發電，都會產生很多環境問題，但商界會跟大學合作，找出可以更環保的開採及燃燒技術，這不是科研的目的。這是沒有未來的，大學的科研不應為商界而活。
科學家要有社會頭腦
Whitesides認為，化學涉及健康、能源、人口、資訊科技，甚至國際穩定等不同範疇及層面，我們應該重新摸索，還是要讓他「蒸發」？
不過，要做到這一點，Whitesides說科學家不應再做「semi-isolated expert」。
「或者是習慣問題，很多科學家都做很多非常出色的研究，但都針對小問題，而不是一些大問題，他們未必會研究將科學跟外面的世界—社會連在一起，所以研究結果不可能解決問題。」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總有一部分人，由於他們掌握了知識或特殊的權力，他們的行為會對他人、對社會、對自然界帶來比其他人更大的影響，所以他們應負更多的責任。
科學技術增加了人類的預測和控制能力，因而也擴展了責任的範圍。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知識的增長，人的能力增加了，人的行為本性也發生了變化。個人的行為可承擔的後果愈來愈複雜、愈嚴重、愈持久而且不易預測。
由於科學發展使人擁有的力量愈來愈大，所以科學家對由這種力量引致的後果的責任相應也增加了。如果人們把科學給人類帶來的福祉歸功於科學家的話，那麼科學家對科學導致的其他負面後果是否應該負責？
即使很難要求他們對科研的應用後果負責，但對於試圖把科學理論應用於實際的科學家來說，不管他們的主觀動機意願如何，都應該要求他們對其科學活動的後果作慎重的考慮。
科研不應困在象牙塔中
「不過，就是有些科學家不是很清楚外面的世界，所以要靠你們這些傳媒，作為一道橋樑，將兩個世界連在一起。」
Whitesides真會說話，但在現今的社會中，資訊科技這麼發達，很難想像有人可以完全「isolated」，除非他真的是非常專心做研究。
雖說商學合作不是最好的方案，但如果只靠大學本身自己發展，最後又會很多人自建象牙塔，和社會實際需要脫軌。不過，Whitesides也給了一些指引給大家—要搞就要搞一些能突出科學獨有技術的，能獲得社會認可的大問題……
「大學不但需要資金，也需要有企業家頭腦的學生。」
「我們都要繳稅，而大學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科學家就要向社會負責。」
在Whitesides眼中，搞科研要有前瞻性、自主性、社會性、實際性—大師級的建議，果然是遠見卓識。這真是本港大學師生們，應該三思的好課題，因為鼓勵和商界合作或可解決資金問題，但如何提高大學科研的水平，還是要看大學本身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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