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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的生活，經濟學家可有覺察？ 新華社
洪巧俊
月前，《南方週末》頭版頭條刊登了《「第三次改革論爭」始末》，文章大量的篇幅敘述「郎（郎咸平）顧（顧雛軍）之爭」。其實一年多前的這場「郎顧之爭」，把經濟學家自打改革開放以來就有的光環「爭議」沒了。之後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一句「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五個」，再次引起了輿論對經濟學家問題的高度關注，也引起了老百姓的共鳴，要不是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搜狐新聞中心合作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丁學良「不超過五個」的說法也不會得到百分之八十三的公眾支持。國內不少主流經濟學家缺乏應有的良知，他們應該對現有的貧富差距負責。
二○○五年無疑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多事之秋。由於丁學良的言語擊中了中國經濟學家的軟肋，引起了民眾對主流經濟學家接二連三地「炮轟」，使一向風光無限的主流經濟學家們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
趕場走穴 收入可觀
丁學良給出的理由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首先要把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來對待，而不能把它當作個人發財、出名和當官的路子。而事實上內地的許多經濟學家卻沒有把精力花在研究學問和調查研究上，而是像歌星那樣喜歡「趕場」、「走穴」，因為每次的「趕場」、「走穴」都能給他們帶來可觀的收入。他們熱衷於擔任企業的顧問、出任獨立董事，舉辦專題講座和培訓班。不久前知名雜文家陳倉給我傳來了《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吳立波發表的《經濟學家為誰代言》的文章，文章列舉了大量的事實來說明經濟學圈子的複雜性，利益的驅動使得一個個經濟學家喪失了良知。
文章談到張維迎出任亞信獨立董事一事。亞信公司創始人之一、董事長丁健表示，張維迎教授「對中國宏觀經濟和市場環境的理解以及他在中國企業管理、戰略規劃方面豐富的經驗，將為亞信的董事會創造很多價值。」吳立波記者質問：亞信僅僅是「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嗎？張維迎教授是中國最有名望的高等學府—北京大學的校長助理，是經濟學界最有名望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對於輿論最有影響力的公眾經濟學家之一。他參與政府決策諮詢，從而是一位對政府重大措施出台有影響的學者。
出賣政府牌子
利益集團為何紛紛找經濟學家立言？因為話語權掌握在經濟學家手中。這些掌握話語權的學院派的經濟學家不是在大學任教，就是在公共研究機構任職，媒體把他們稱為「決策圈經濟學人、『議會』（人大政協）經濟學人、方案經濟學人、諸侯經濟學人」。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都是公有制身份，他們在積極倡導所有制和產權改革時，自身卻在享受著公有制的種種好處和便利，也就是說他們只「革」別人的「命」，自己卻不「革命」。應該說，他們賴以賣錢的面子，很大程度上不屬於他個人，他們出賣的是政府牌子。
正如雜文家陳倉所說，他們有的具有國家公務員身份，有的參與經濟立法和經濟決策，有的擁有大量的公共政策信息，有的擁有寬廣的政商關係，多種身份集於一身，而國家、政府部門、企業集團、股份制企業、大小股東、消費者的具體利益和觀點未必始終保持一致，主流經濟學家所謂學者的「學術獨立性」和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必然遭到合理懷疑，因此，其學術公信力也必然大打折扣。
成思危說，經濟學家最好別去企業當獨立董事。理由是經濟學家不懂企業，看不出企業家的貓兒膩。顧雛軍是個極端自負的企業家，據說他對經濟學家的話都是不屑一聽的。但他又為何花大錢去請經濟學家，實際上就是買經濟學家的話語權，要經濟學家和他保持同一個立場，說白了就是買的和賣的坐一條板凳，做同一戰壕裡的「戰友」。
主流經濟學家吃財政俸祿，薪水來自於納稅人，按理就必須以納稅人為服務對象，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定位問題。但是他們早已偏離了這個最基本的定位，沒有恪守公信，秉持良知，做代表公眾利益的發言人。
我們看到的經濟學家總是為利益集團代言，卻很少為弱勢群體代言。中國十三億人口，九億農民，農民這個群體如此龐大，但有幾個經濟學家在真正為農民代言。有一位在國內很有名的經濟學家與我同鄉，本來我該以他為榮，家鄉出了這樣一位著名經濟學家，但我從心底裡瞧不起他，因為他是農民的兒子，我卻從來沒聽到過他為農民代言的聲音。
忽視弱勢群體的「混帳話」
經濟學家為何不願為農民代言，因為農民不能給他們諮詢費、科研經費等。有哪個種田的農民能出幾萬元的諮詢費？幾十萬元、幾百萬元的科研經費？三農問題至今沒有擺上學術的殿堂，擺不上，財政不能撥款研究，農民又不像大企業一樣能給經家學家們一大筆科研經費，所以主流經濟學家就幾乎不研究三農問題，不為農民代言。他們站在利益集團的角度說話，顯然就忽視了弱勢群體，忽視了農民這個最龐大的群體。七十八歲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過去是讓百姓很敬佩的人，為掃蕩他眼中的「偽科學」奔波大江南北，但自從說了那句不該說的「混帳話」後，也讓百姓生厭。
他說中國的老百姓太窮了。礦難的發生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為甚麼工人能接受較低的工資、較危險的條件？因為不接受活不下去，怨就怨「不幸生在中國了」（二○○五年總第四十期《《南方人物週刊》）
按照何祚庥論斷，就是礦難的發生根源在於貧窮，在於老百姓貧窮。因為貧窮，所以老百姓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下礦井。一位打工者在報亭看到何院士的話，氣憤地說：「這是甚麼混帳話，因為窮，我們就該去死？窮人的命就不是命？」人們不禁要問：難道大平、陳家山、孫家灣等國有煤礦特大安全事故接二連三地發生，也是因為貧窮？
何院士的「混帳話」還讓我想起了北大教授林毅夫的「混帳話」：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於富人太富，而在於窮人太窮。精英話語霸權遮蔽著權貴的道德責任，他們把諸種矛盾推給無力表達的窮人，歸咎於「窮人太窮」。
一位三輪車伕邊看《南方都市報》邊等人，我坐上了他的三輪車，對這位好學的車伕有了興趣，便問他在看甚麼？他告訴我，他正在看鄢烈山「戲說」主流經濟學家張維迎。他說中國貧富差距如此之大，那麼多人一夜暴富，應該「感謝」中國有張維迎、林毅夫、蕭灼基等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他們讓一些人侵吞了國有資產，讓像我這樣國企下崗的一大批工人成了窮人，也讓許多普通股民套牢，把好不容易積攢的錢扔了進去、血本無歸。
如果在金錢的困窘與誘惑面前，經濟學家放棄了獨立的品格，喪失了良知，就意味著知識分子精神生命的結束。這也是「經濟學家為誰代言」、「中國只有五個合格經濟學家」等質疑產生的道德背景，同樣是百姓對主流經濟學家生厭的根本原因。
反思：
1、經濟學家的研究報告如何能確保「學術獨立性」？
2、礦難的發生真的是源自於「貧窮」嗎？
明天探討：虛擬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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