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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的出現，對醫療的效果有何影響？ 新華社
孫洪武
原先我以為，內地藥價年年攀升是官辦醫院提取高額回扣造成的，原來內裡另有乾坤。
內地每年上市的新藥超過萬種。這萬餘種新藥，其中真正的新藥不到百分之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仿製藥和翻牌藥。比如，把原來的注射劑改為膠囊劑，把膠囊劑改為顆粒劑、片劑等。某種抗感染藥物，僅片劑一項就有普通片、分散片、咀嚼片、口含片、薄膜衣片、速溶片、緩釋片等七種劑型。有時候廠家是在產品的使用說明上增加新的適應症，比如原來是可用於呼吸系統消炎，現在增加了泌尿系統消炎等，或者根本只是換了不同的商品名，藥品本身成分絲毫未變。
舊藥翻新牟暴利
藥廠熱衷於將舊藥翻新花樣，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從中牟取暴利。這暴利大到什麼程度呢？比如，原先四角錢一支的注射用維Ｃ，改名「偉喜」，就賣二十三元。人人皆知的阿斯匹林，每片僅零點零三元，改名為「巴米爾」後價格猛增二十倍。而常用抗生素，由注射劑改為了凍乾粉針劑，每支價格立馬從原來的二十四元上漲為一百四十八元。
暴利大到這程度，廠家怎能不趨之若騖？新藥生產、銷售的前提條件就是要向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申請註冊，註冊通過，獲得該局的生產銷售許可批文之後，才能生產銷售。可見批文對藥廠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眾多廠家只要能獲得批文，花多少錢都願意。只要有了批文，新藥生產後的暴利，馬上就可以把投出去的錢撈回來。批文如此重要，北京就出現一批人，專門靠幫助藥廠辦理批文來賺錢。
批文：灰色橫財從天降
在北京，僅公開的新藥註冊代理服務公司就有四百多家。這些公司紛紛聲稱：「與各部門具有良好的合作關係，聘請評審專家為顧問，全環節把關，將風險降到最低。」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幫助企業改劑型、換包裝，提供報批材料；跑報批，幫助企業完成轉標工作。據披露，這些公司或是由藥監官員、評審專家自己及家人開辦，或把官員和專家聘為顧問，按月、按項目發放給他們高額提成，甚至讓官員和專家直接到藥企參股分紅。一方面是藥廠找批文，另一方面是有些神通廣大的，手裡拿著批文轉讓出售牟取不勞而獲的橫財。在GOOGLE上輸入「轉讓新藥臨床批文」幾個字，搜索一下，居然出現二萬九千五百多條。
自二○○一年起，國家藥管局推進地方藥品標準轉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工作，所有藥品統一使用「國藥准字號」，這意味著企業必須重新註冊。上收審批權力的初衷在於進一步提高審批質量，但這次的標準轉換很快演變成了不合格藥企通過行賄獲得許可的「契機」。還有的藥企效益不好，為了生存也只好「拚死一搏。」
藥管局官員所掌握的審批大權，沒有用來嚴格把關，提高藥品質量、促進新藥研製，卻讓跑批文的「藥棍」發財，這個市場豈能不亂？
翻牌「新藥」井噴湧現，不但害苦了老百姓，使他們多花冤枉錢，更使得藥品市場變成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研製一個新藥，即使在美國這樣一個科技發達國家，平均也要花費十年時間，花費要十億美元。既然中國市場將舊藥翻個牌子就能牟取暴利，還有哪個傻瓜願意去研究開發真正的新藥？這樣一來，不但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由於同一種藥的重名現象大大增多，藥名混亂給醫生開處方、藥劑師調配、護士執行醫囑以及病歷的規範性、連續性等埋下了諸多隱患。據統計，在內地，二百種常用藥品中有四個藥名的佔百分之二十，五個藥名的佔百分之二十五，六個藥名的佔百分之二十五，七個藥名的佔百分之十五，有的藥甚至有十多個藥名。每年有近百分之二十五的住院病人存在不合理用藥，一藥多名無法推卸干係。
偽冒高科器械橫行成風
不僅藥品生產混亂不堪，醫療器械領域也是「高新科技醫療器械」成風。種種打著高科技招牌，實質上假冒偽劣醫療器械，只因為通過註冊，就可以在市場在醫院橫行無阻。最典型案例的是所謂「光量子氧透射液體治療儀」。根據說明書的介紹：以輸液用葡萄糖或生理鹽水為載體，經紫外線照射、高壓充氧後輸入人體，能提高血氧飽和度和機體免疫力。
說明書上說該治療的發明人是上海醫科大學教授陸應石。可是上海醫科大學根本沒有這個人。醫改二十年，沒有經過臨床實驗的光量子橫行了十五年。二○○五年三月十八日，衛生部發文對這種療法進行了取締，然而配合這種療法使用的醫療器械還在成批投產，這種治療照樣在全國各地的醫院氾濫。自從去年六月藥品管理局局長被免職，今年一月藥品司長等一幫人雙規的雙規，逮捕的逮捕，似乎呈現出政府整肅藥品管理的決心。作為真正堅決問題的初步，我覺得應該命令藥管局必須行政透明化和公開化，每一個獲准通過的審批，其全部資料都要公佈在網站上，這樣才能真正起到監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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