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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不單是故事，更是讓年輕一代閱讀父母一輩的傳說。 新華社
晨 風
每當置身於沸沸揚揚的社會活動中時，總會感傷地環顧：我的同代人在哪裡？
一張張面孔都是那麼年輕，幾乎都是我女兒的年齡。這樣的歲數我在幹什麼？在東北兵團的「大煙泡」中從雪堆中扒玉米，在河北農村趕著驢車往地裡送糞，為了返城奔波得身心憔悴。同代人的年華都在為生存掙扎中耗盡了，現在大都已下崗或退休。他們或許不得不算計著菲薄的退休金，滿足於得過且過的小日子。過早被社會遺忘，似乎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如我這樣「殘留」在採訪一線的老記者，也感到「高處不勝寒」，隨時會被歷史車輪拋棄。
「批量生產」人口的產物
「同代人」，是個廣闊而深厚的概念。我們生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前後，是「批量生產」人口的產物。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的上山下鄉，是個多麼壯觀的歷史鏡頭！那時我們朝氣蓬勃，充滿了改造世界的雄心。雖然許多人連初中都沒能念完，字也寫得歪歪扭扭。這樣稚嫩的生命被拋入蠻荒，在物質與精神雙赤貧的狀況下任其自生自滅，除非特別頑強者，一個群體的淪落是必然的。那是一種莊嚴的淪落。習慣了鄙視知識，習慣了惰性的服從，習慣了大一統的思維，習慣了漠視個體存在。當年我曾為個人小藍圖深深恥辱，一心想用汗水洗刷這樣的「私心」。十年後回到擁擠的城市，被敲鑼打鼓送走的知青已是城市多餘的人，只能從事最簡單的勞動。
二十五歲時我從農村回北京當了工人，在一台機床邊把一個簡單的動作重複了許多年，直到拿到自考文憑。眾多喪失了學習機會的同代人呢？回城二十年後又一次被城市拋棄。同代人見面的互相問候往往是：退了嗎？似乎我們就是為退休而生。到公園隨便走走，看到那些頭髮花白、神情落寞的半老之人，大都生於五十年代，他們遠沒老到毫無遺憾安度晚年的份上。
對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來說，我們都是另類。上一代人視我們為沒受完整系統教育的「白丁」，下一代人視我們為錯過一切機遇的倒霉蛋。年輕同事可能會尊敬那些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的前輩，對五十年代出生的我們卻常不屑一顧。成長於知識浩劫的時代，我們似乎是上蒼未來得及雕塑成型的半成品。有幸當過工農兵學員呢？被普遍認為有「工農兵」的前綴，就與沒文化相差不遠。
古董眼神藏著夢
從事過工農兵學商的我，工齡比許多同事的年齡還長。雖自詡苦難的經歷是財富，可年輕人看我們這一代的眼神，如同是看老朽的古董。說我們心裡也曾藏著夢，年輕人可能不信。他們知道的，僅是我們大都是自學成材，沒有正規院校的文憑。
同代人的夢開始於三十多年前，那時我們還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完全沒預料到晚年的淒涼。十幾個知青睡的大炕上，熄燈後我打著手電在被窩中看《史記》，看《哲學筆記》，讀《多雪的冬天》。因為除毛選外所有書籍都是禁書，我就把「禁書」都拆成單頁藏在棉襖底下。一個女知青的箱子裡甚至藏著數理化課本，每晚偷偷摸摸地複習，堅信「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古訓。「知識無用」論的年月，只有少數相信知識改變命運的人堅持到了一九七八年恢復高考。這樣幸運的同代人真是鳳毛麟角，所以文革後科技文化界出現了一個深深的斷層。無論到哪個單位，同代人都是寥寥無幾。
生於五十年代非常尷尬。不能如四十年生人那樣，有機會受到完整的傳統教育；也不能如六十年代生人那樣，在最好的年華趕上改革開放。一組流行詞可以形容我們這群人的命運：正長身體時，趕上三年自然災害；該上學時趕上文革；該結婚時趕上晚婚晚育；該生孩子時趕上只能生一個；該幹事業時趕上提前退休。
「慢半拍」的龐大群體
同代人什麼都比別人晚了半拍。當年一個在兵團大炕上做北大夢的朋友，一九七九年用三個月時間補完了中學六年課程，二十七歲時考上了北大中文系，上學後感歎同學都比她小了近十歲。當年，年近三十歲的同代人與十八歲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同學司空見慣。然而對於等待十幾年的同代人來說，考上大學就是命運的轉折。無論你帶了幾箱子書去插隊，沒有抓住恢復高考機會，就錯過了最後一次「拯救」。我當年沒有膽量參加高考，結果費了幾倍的努力才續上兒時的記者夢。年齡老大的我不得不與年輕我整整一代的同事一同起步，所有的上司都比我年輕。那是一種什麼感覺？淒涼與孤獨。年輕人犯了錯誤可以原諒，我犯了同樣的錯誤，就會感覺銘心刻骨的恥辱。應該「德高望重」之時，你怎麼還「嫩鳥才學飛」呀？在秋天做著春天的夢，應該收穫時才在播種，不由不招來後輩側目，這就是不安於命運的代價。
不得不晚，同代人多是晚婚晚育的「模範」。返城後忙了工作忙學歷，結婚生子就一推再推。我生孩子的時候，滿病房產婦都是二十出頭，就我一個三十歲的「高齡產婦」。開家長會時，多數家長都比我年輕得多。一個去美國讀書的初中同學，四十多歲才生了個活蹦亂跳的孩子。一個熬上局長的朋友，五十出頭孩子剛上初中。一次他去接孩子，孩子的同學竟把他當成孩子的爺爺！我插隊時房東不過虛歲三十七，已有了一個兩歲的孫子。在該作爺爺奶奶的年齡，許多同代人才初為人父母。或許正是一個龐大群體「慢半拍」的成家立業，為中國控制人口做了不可忽視的貢獻。至於那些不留神在農村有了後代的呢，鬧不好就成為一筆「孽債」。當年《孽債》電視劇上演引起轟動之時，就常有人開玩笑問我：「你在鄉下有沒有孽債？」
反正已經晚了，索性晚下去，許多同代人就是這麼忘記年齡的。我的一個初中同學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到教育學博士學位時，已滿四十九歲。她當年是語文課代表，插隊去了東北一個貧困的小村，特愛爽朗地大笑。還有個朋友是恢復高考後第一代大學生，畢業後不甘於朝九晚五的機關生活辭職下海經商，現在五十歲出頭的她已是個年創利幾千萬公司的總裁。她依然不拘小節，快人快語，行步如風。一個曾在山西插隊的朋友，文革後大學畢業一直沒放棄自我修煉。三十多年來每天早晨五點起來練習氣功，以此磨礪出極靜的心態和強健的體魄。當同事還在計算機上練習打字的時候，他已拿下了計算機高級程序員證書，成為所在企業第一個精通CAD設計的工程師。當別人還在辦公室政治中消耗生命時，他已成為廠裡獲專利最多的技術人員。企業倒閉後，他成為工廠設計與工程設計領域的搶手人才。新單位年輕同事窺見他的計算機水平，竟然驚異地問：「你還會計算機？」五十歲的他目光銳利神清氣朗，離「老」字相差甚遠。如果不是從十六歲下鄉就每天邊看菜地邊看書習武，不是返城後每天早晨擠車上班前讀半小時《資本論》，他也不會有今天的如魚得水。（二之一）
明天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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