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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子
「終南捷徑」的故事，藉古讀書人「入仕」與「歸隱」上的種種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折射出古代文人思想、道德追求的矛盾心理。「歸隱」文化足以反映中國幾千年封建文化史的弊端。
如果說，儒家為個體提供的更多是一套積極入世、治世之術，出世不過是其入世受阻後設計的一條解脫之路的話，那麼，道家則為個體提供了一套出世、解脫，即人的安心置身之道。這樣，讀書人生就有了看似截然不同，實則相互補充的兩條價值實現之路。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具有優先的正當性；「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邦無道」卷而懷之，也是具有正當性的。這樣中國文化便為原本對立觀念的融會統一提供了根據，為個體建構起一套狡黠、自私的生存哲學和價值倫理。
儘管孔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伯夷叔齊的不食周粟，老子李耳的青牛出關，給人以道德高尚，志存高遠的感覺。但是，「學而優則仕」畢竟是士子們夢寐以求的正道，中國讀書人的骨子裡，更嚮往的還是入仕。表面看，「仕」與「隱」是中國古代文人士子的兩大出路，隱則「獨善其身」，據道德之制高點；仕則「兼濟天下」，展濟世之雄才偉略。其實，隱為虛，乃謀仕之術，是不得仕的無奈；而仕為實，乃目標之路，是濟世展才、名利雙收的人生追求。
像赫赫有名的大隱士陶淵明先生，六出六隱，數番折騰，一會兒稱貧出仕，一會兒因酒歸隱。在其詩文中，對入仕與歸隱，翻三覆四地進行自我辯白，對功名欲求還罷，欲說還休。其實，老先生內心更多的依然是崇尚「學而優則仕」，心中念念不忘的仍為「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但仕途中又無奈官場的虛偽、傾軋、無聊，酒不能暢飲，「腰」卻需常「折」，確與自傲懶散的天性相悖，以至雖身在朝廷，心卻在野，最後，在魚與熊掌的艱難取捨中，終於選了歸隱，徹底忘情山水之中。
若說陶淵明的歸隱，尚有幾分真性情的話，那更多的隱士就是在玩以「隱」求「仕」，欲求先捨，待價而沽的把戲了。對他們來講，「隱」成了手段，成了餌料，成了抬高身價的本錢；而「仕」才是目的，才是日夜夢寐以求的果實。 歷史上卻也有不少是為仕而隱的不學無術之徒，人前擺空架子，作清高狀；人後不顧人格，媚官求爵—如「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的明代陳眉公。其實，早有人看穿而譏之為「功名捷徑在煙霞」，陸放翁則更以詩侃之曰：「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需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至今。」似乎對所有的隱士都提出了質疑，這或許也是歸隱之舉消亡遭遺棄的一個原因？
回顧中國文化的「歸隱」傳統，似乎是封建社會的特有現象，歷史發展到今天，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變異，傳統的歸隱觀念己完全不適時宜。今日中國，西方文化的競爭意識深入到所有知識階層，自命清高卻不展示其能力者是難有機會的。當今人們重視的是競爭法則、市場法則，唯有競爭才能生存，唯有競爭才能體現個人價值，而競爭則必須像爭艷鬥麗的花朵那樣毫無顧惜、毫無保留，拚命去展示本身的能耐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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