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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元人民幣對一個貧困病人而言，可是救命錢。 法新社
洪巧俊
這是誰也不願意看到的現實，一對夫婦就因為沒有能力支付一千八百五十九元醫藥費而跳江自盡。他們的年齡臨近「不惑」，也是日至中天的年齡，咋就困惑了而想不開呢？其實陳愛華的病並不嚴重，只是比較常見的宮頸炎症。當地一位社會學家說：「如果你了解農民的收入和支出，你就會明白，陳愛華為甚麼會因這點藥費自殺。」
（二○○六年六月十五日《南方週末》）
在我的家鄉有句「一分錢壓倒人」的說法，這不是誇大其詞，在七十年代，許多農村家庭連買一根針的一分錢都沒有，沒有針，衣服破了不能縫，出去咋見人？有的家庭就因這一分錢而愁。村裡有一位大嬸就因丟了一毛五分買鹽錢而上吊。雖然「一分錢壓倒人」的時代早已過去，但對於一些貧困的鄉村來說，十元錢、一百元錢同樣會壓倒人。
一百元 壓倒人
記得三年前《華商報》報道了陝西省旬陽縣桐木鄉派湧泉村五天內出人意料地接連發生三起自殺事件，其原因就是交不起幾百元罰款，窮得連自殺的農藥也是賒來的。為此我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農民的命為何如此不值錢？》，我在文章這樣說，「寧可世上挨，不可土裡埋」。我這個農民的兒子過去總認為，中國農民歷來有著頑強的生命力，他們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下和並不優裕的物質生活中磨練得像優質鋼材一樣，既堅硬又富有彈性，我們的農民兄弟如今咋就願意選擇自殺？可事實總歸是事實。近年來，農民自殺的事件所透露出來的信息令人心驚。自殺事件進一步暴露了一些地區農村生活狀況的艱苦，農民經濟負擔的沉重以及三農問題的嚴峻性。
農民自殺事件接連不斷，決不是一個承受力差的問題。他們沉重的負擔猶如一個人挑擔，挑一百斤可以承受，而一旦加十斤就會邁不開步子，當重量到了極限，就是加一斤也會「壓倒人」。陳愛華夫婦就是被最後的「一斤」（一千八百九十五元醫藥費）壓倒的。陳愛華這個不認命的女人，去年春節後到合肥從事「女性不能從事的繁重體力活」—工地水泥工，就在她為自己的工作「慶幸」時，她從腳手架上摔下來，腦袋狠狠撞到地面，CT的診斷是「頭顱骨開裂，有瘀血。」但老闆只肯付一半的醫療費，陳愛華心疼錢，草草地離開了醫院。
缺乏最基本生活條件
中秋節過後，一家三口輾轉到安徽淮南，老闆安排她當瓦工，開出的價每天三十元，可辛苦了一百多天後只拿到百分之三十的工錢，其餘的錢打了水漂。不得已，他們回老家準備收穫那十多畝的毛筍，儘管毛筍價格下跌，但她算了一下有一萬多元的收入，可菜販子收完了他們的毛筍就不見了蹤影。今年元月他們一家又到福州，因她無技術求職屢屢受挫，三十七歲的她去快餐店應聘人家都嫌年紀太大。而那場婦科病，成了壓在陳愛華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於這位三十七歲的母親來說，大兒子已快到娶妻的年齡，但家中又沒辦法蓋房，還因生病欠「一屁股」的債，她「不想增加兒子的負擔」，這就是她要自殺的原因。
陳愛華夫婦的悲劇，折射出了小人物多麼可悲可憂的權利生態。「能養家餬口，能供孩子讀書，能有間房子，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心願了。」這是陳愛華哥哥陳勝發的一番話。能養家餬口，能供孩子讀書，能有間房子，這本是生活中最基本的條件，可就是這最基本的條件對於眾多農民來說，卻成為最大的心願了。
去年《潮州日報》報道了一位年輕的打工母親為了一千元存摺，竟然不顧生命衝進火海，結果被活活燒死。
待救的脆弱生命
當我讀到這篇報道時，心情是那麼沉重，然而我沒有想到旁邊卻發出了如此的聲音：「這女人真傻，存摺燒掉了，不會去銀行掛失嗎？」我聽後更是一種淒然，是這女人傻嗎？如果當初她存款時，工作人員對她說了可以掛失，如果存摺上寫上了這些富有人情味的文字，如果她要衝進火海時，有人告知這些，她還會衝進火海嗎？一千元錢，是她花幾個月積累起來的，是孩子兩年的學費啊！我的妻弟前不久去日本工作，一天地鐵晚點而趕不上班，他正擔心如何向公司交待，當他正要走出車站時，服務人員早為他們準備了地鐵晚點多少時間的證明。人文關懷就在這小小的細節中。有時就是這樣小小的細節卻能拯救那些脆弱的生命。
「你在尋覓，我在尋覓，大家在尋覓，我們的精神家園在哪裡？」每一條生命都值得尊重，每一種悲劇都需要反芻，我們最需要反思的究竟是甚麼？每個人在他的一生中，總有心靈窒息和精神危機的時候，此刻，他最需要一雙天使般的手，用關愛幫他推開一扇心靈之窗。我想如果在陳愛華受挫的時候，有人伸出一雙天使般的手，用關愛幫她推開一扇心靈之窗，悲劇的導火索就可能被掐斷。對於身陷困難的人來說，他們所需要的，是生生不息的愛和希望啊！
明天探討：如何促進青年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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