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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小彬
據報道，去年全國稅收收入達到三萬零八百六十六億元（不包括關稅和農業稅收），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增收五千一百四十八億元，邁上了三萬億元新台階。
然而，在傳媒將此事作為政府業績表彰的同時，有學者對稅收的高速增長提出了異議，其中一些意見指向了陳舊的稅收理論和觀念。天津財經大學首席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煒光認為，在我國，稅收一直被認為是「國家促進和調節經濟發展的手段，是國家為實現公共管理職能提取的無償收入」，公民納稅被視為是「應盡的義務」。李撰文指出，這種「應盡義務說」的稅收觀念，同市場經濟已明顯不相適應，必須盡快改變。
「依法治國」乃基本
其實，早有學者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稅之本義歸納為三點：
一、稅是公民與政府之間一種特殊的交易，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公民向政府納稅購買；
二、這種特殊交易應當是均衡的、等價的，稅賦的高低取決於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及服務的數量和質量；
三、在政府和納稅人的關係中，納稅人是主人，而不是相反，公民履行了納稅義務以後，有權監督政府對稅款的使用。筆者看到的許多資料表明，惟有這種對稅的認知以及這種對納稅人與政府之間關係的釐定，能夠確保經濟平穩運行、政府廉潔高效和社會安定。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為納稅人提供完備的服務，納稅人依照法律按時繳稅，已是人盡皆知的普通道理。同時，這也是國際上認可的市場經濟社會慣例。
我國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已有十餘年，我們還有一部明確規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依法治國」被確立為基本國策，可以說，我們完全具備了依照稅之本意去徵收和管理的各種條件。十多年來，各行各業都逐步在按市場供求規律運行，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我國經濟全面融入世界市場，「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呼聲不絕於耳。
然而，在商品交換意識如此普及和「接軌」已成時尚詞彙的今天，卻獨不見在稅的徵收中落實交易的均衡、等價原則，也不見在對納稅人的權利和義務的認定中與國際慣例銜接。在我們這裡，稅收依然秉持著計劃經濟年代的「應盡義務說」，納稅人被一再告知「納稅是支援國家建設」，是愛國的表現。作為一國之民，愛國乃天經地義，所以納稅人無權對稅賦的輕重表示異議，更無權對稅款的使用說三道四。有論者指出，這種對稅的認識和宣傳過多地強調了納稅人的義務，卻極少講到納稅人的權利，納稅人承擔的義務與其應享有的權利顯得極不對稱。在「國家至上」的稅收觀念支配下，稅務機關徵稅時理直氣壯，納稅人往往被置於極不平等的地位，是只須交稅卻沒有任何權利的「屑小臣民」，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享有各種社會政治權利的公民。顯然，這既違背了《憲法》，也不符合在納稅人與政府的關係中納稅人是主人的原則。
「吃飯財政」加劇逃稅
不久前，中央黨校出版的《學習時報》，載文披露了一組驚人的數字：目前全國至少有公車四百萬輛，各級官員一年用車的費用是四千零八十五億元，一年公費吃喝是二千億元以上，公費出國費用是三千億元。三項總和是九千零四十八億元。
剛才講過，我們國家一年的稅收總收入是三萬億元。那麼，僅官員用車的費用就佔全國財稅收入的百分之十三以上，全國一年的公款吃喝佔財稅收入的百分之七左右，幹部公費出國費用又佔去財稅收入的百分之十。三項費用相加，佔全國財稅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而我們的財政用於科教文衛的總支出才一千一百六十八億元，吃喝、出國、坐車的錢是科教文衛四項的近八倍。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著名行政問題專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剛建都認為：「中國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有人估算，如果對職務消費體制進行改革，堵住其中的浪費與貪污腐敗，全國一年可以省下一個三峽工程。
近年來，我國稅收每年都以超千億元、幾倍於GDP增長的速度增加。可是，稅徵的越來越多，政府財政緊張的狀況卻不見好轉。有權威人士告訴我們，原因是政府的「攤子」和「盤子」太大，官員太多，其財政大多是典型的「吃飯財政」。在市場競爭如此激烈的今天，誰都知道，沒有比擠進政府部門做一名公務員更體面、收入更穩定的職業了。雖然精簡政府機構的工作多年前就在做，可現實是政府機構之臃腫、龐大難以改變。臃腫、龐大的政府的一個主要病症便是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無法向納稅人和社會提供合格的公共產品及公共服務。「門難進、事難辦、臉難看」的政府部門和官員，讓納稅人感到極不平衡，覺得自己交了稅卻享受不到合格的服務以及尊重，是「花錢養著一些無用之人」，所以，許多人要千方百計地偷稅逃稅。這些人如此行事，當然是一種違法行為，應當追究並對這些人或單位嚴厲懲處。但從實質意義上看，這些人是在以一種特殊方式告訴我們，在市場經濟中，稅這種特殊交易的均衡、等價原則不容違背，政府部門和官員無法提供合格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至少是偷稅行為普遍存在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原因。
筆者以為，在今天的市場經濟中，按照《憲法》精神和稅之本意，落實納稅人的各項權利，使之應盡義務與應有權利之間取得平衡，其意義已不可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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