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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 全國政協委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自由與民主是普世的價值觀，香港終歸要走民主代議之路。但在民主政治發展的道路中，必須兼顧國情和港情，摸索一套更適合香港「一國兩制」現實的民主模式。這就需要我們顧及香港民眾的民族文化及價值觀，顧及香港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狀態，顧及香港的歷史因素，同時顧及中央對香港成為外國勢力棋子的擔心。
自葉劉淑儀留學歸來提出香港未來政制方向為「代議制」及「兩院制」看法後，本港傳媒對「代議政制」討論絡繹不絕。本文就代議政制在香港實施的可行性，提出個人之拙見。
一、「代議政制」的淵源及內涵
代議制起源於十三世紀的英國，其標誌是英國議會(parliament)的形成。英國代議制是英國社會發展與新興社會力量作用下應運而生的產物。最初，議會只討論國王徵收賦稅問題，後範圍擴大至立法問題。在近代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君主專制統治過程，代議制度逐漸形成且發展和完善。「二戰」後，代議制逐漸被西方社會廣泛採納。
「代議」就其詞義而言是「代表商議」、「代表議事」，即指某人代表某一特定的群體，同另一些代表其他群體的人，就彼此共同面臨的問題(事務)進行商議、討論，必要時共同做出決定，以便採取一致行動。「代議政制」是指代議在國家的政治生活領域中具體運用後形成的一種國家政治制度。它的重要特徵是代議與輪換，它包含了議員代表著民眾行使國家或地區權力，議員是由有選舉權的人民選舉出來的，議員代表有一定的任期，議會有明確的法律規範及通過會議行使權力這些內容。
二、香港提出「代議政制」的背景
不可置疑，代議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但歷史總是那麼詭異。在香港提出實施「代議政制」，竟是由殖民統治的國港英政府提出的。回歸前香港一直實施著由港督說了算的英式殖民專制統治，港英政府奉行「行政主導」管治理念，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不是在政府架構中選取(官守)，就是從商界中挑選與殖民地政府利益一致的人員予以任命(即非官守)。然而，當得悉中國要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便推出了「代議政制」方案，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此時為中英聯合聲明草案簽署前兩個月的1984年7月。1987年5月27日接著發表《1987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1988年2月10日推出《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白皮書》。1991年9月15日立法局引入直接選舉議席，18個議員由地方選區選出。香港的代議制，就是在英國人將撤離的背景下，由港英政府自上往下推出台的。倘若以社會發展的唯物觀：「經濟基礎決定於上層建築」，那麼香港代議制的出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三、要顧及之問題
自由與民主是普世的價值觀，香港終歸要走民主代議之路。但在民主政治發展的道路中，必須兼顧國情和社情，摸索一套更適合香港「一國兩制」現實的民主模式。這就需要我們：
1.顧及香港民眾的民族文化及價值觀
眾所周知，民主制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一個政治制度設計的好壞往往會影響到一個社會的團結與穩定、經濟與民生的問題。長期以來，各國都致力使自己的政治制度盡量符合本民族政治文化、歷史文化、宗教背景的特點，符合各自政治體制的需要。香港是由《基本法》規定實施「一國兩制」的「高度自治」地區，選取何種政治制度，當然亦不能例外。政府還須考慮民眾的政治文化、民族文化特點及價值觀念取向等問題。
2.顧及香港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狀態
香港屬於高度外向型經濟體系。由於本身缺乏生產資源，經濟結構對外依賴性強且脆弱，經濟發展很大程度取決於政局的穩定。
再從社會狀況看，回歸前英國長期在香港實施殖民主義管治和推行奴化教育，就算84年推出了「代議制」，至今亦只有22年時間。民眾的民主意識及參政意識顯然不足，缺少公民參政的社會基礎。民眾需要時間培養代表自己的「政治人物」代表自己的利益，更需要時間來「實現自己」，培養其表達參政的意願，以及培養對國家文化認同，加強民族意識，樹立國家觀念。
與西方民主國家比較，香港還有一獨特之處，就是低稅率和自由經濟顯得突出，不同階層的人對香港經濟發展貢獻有很大差異。所以香港發展民主政治，須堅持均衡參與原則，吸納能夠反映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團體和人選加入到決策階層和議政中心，發揮作用。
3.顧及香港的歷史因素
從香港代議政制不尋常起因：是英國人臨走前建立的「一個權力根植於香港的代議政制」。換言之，它是英國企圖在港培植代言人，使九七後能延續影響力，繼續對香港實施操縱，以及透過對西方民主進程的爭議，加深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的矛盾隔閡這一目的而設計的政改方案。因而該方案，從一開始就已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而是變質的政改方案。
必須清楚：香港不像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地區和國家，是從原宗主國那裡將政府權力直接還政於民，讓市民去自決自治。香港，是中國政府從英國政府手裡接收政權後，通過《基本法》授權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故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發展民主，必須同中央磋商。
4.顧及中央對香港成為外國勢力棋子的擔心
中國的崛起及對世界經濟影響，使得香港從回歸前擔當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中介角色，轉為既是中國伸向西方的觸角，又是西方國家進入中國窗口的位置。這種轉變，使得香港事務複雜化：政權回歸與全面回歸存有脫節；外國勢力不斷干擾，藉催生中國民主進程而對中國內部事務加以影響；內地駐港官員被外國間諜機關收買事件等等，可見中央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簡言之，香港政制發展，不能違背國家的根本利益，這是中央的底線，也是香港為何實施「以行政為主導」政制格局的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香港目前還不具備推行代議制的條件，即使日後得以實施，亦是具有香港特色的代議民主制，而不是全套西化或英式的代議制。本人認為：實施「行政主導」與「代議制」並存的政制模式，更適合香港「一國兩制」的現實。當然，這種政制模式，還需理論的探討和研究，需要時間的摸索和演繹，更需要社會的共識和條件。（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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