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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秀枝
前日翻閱胡適先生1926年所寫的一篇文章——《林琴南先生的白話詩》時，見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這一輩的少年人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黨林琴南；只聽得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做得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
說起來很遺憾，胡適先生說這話後，80年的時光流逝了，可胡適之後的幾代少年人，絕大多數仍然是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維新黨林琴南；只聽得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做過很通俗的白話詩。
這都源於林琴南林紓在那一場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中的表現——他老人家主動跳出來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螳螂擋車般地扮演了一回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派角色。
1917年，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在北京大學以《新青年》為陣地，樹民主、科學大旗，倡導倫理革命、文學革命、教育改革。但是，正如魯迅在《吶喊．自序》裡所言，「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不特沒有人來贊同，而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也就是說，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熱情洋溢的宣傳利國利民的新思想、新觀念，但大眾卻不理會他們，社會反應平淡。
為了引人矚目，使文學革命等觀點受到社會的重視，錢玄同、劉半農二人想出一個巧妙的主意：合演一場雙簧戲，以引起人們的關注和爭論。於是，錢玄同便化名為「王敬軒」，用文言文給《新青年》寫了一封題為《文學革命之反響》的長信，歷數文學革命之罪狀，極力反對新文學、新道德，發表於1918年2月《新青年》4卷3號上；劉半農則以《新青年》記者的身份，寫下洋洋萬言的《覆王敬軒書》，在同期發表，對王敬軒的觀點逐條加以反駁。「雙簧信」發行後，果然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文化界的人紛紛議論起王、劉的對錯來。當然，受時代大潮流的影響，「王敬軒」與替其辯護的人處於劣勢。正是在這種情勢下，身為文化名人的林紓擔當了新文化運動反對派領軍人物這一必不可少的角色，在報刊上公開發表了《與蔡鶴卿太史書》、《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等文章，直陳自己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意見；另一方面，林紓還用了一個不算光明正大的手段—在發表的小說《荊生》、《妖夢》裡影射、攻擊、挖苦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人及他們所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林紓的守舊立場以及相當情緒化的處事方法，使他立即成了眾矢之的。
其實，將時光倒退20來年，也就是戊戌變法前後，林紓還是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的激進分子。1897年，他自己的第一部文學作品《閩中新樂府》問世，收錄了他所創作的仿樂府體的詩歌32首。在這些詩作中，他明確提出要革除中國現實社會中的方方面面的痼疾，包括外交中的重虛禮而輕實利，內政中的重士農而輕工商，以及民間流行的迷信、纏足、虐待奴婢、溺死女嬰等，針對這些弊端，他還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即學歐西，講科學，倡平等，在內政外交、社會風俗等方面實施一系列的變法改革；更具吊詭意義的是，19世紀末期，《閩中新樂府》不僅在思想內容方面領先，而且其中的32首詩都以通俗的白話形式寫成，它被人們評價為中國近代最早的白話詩集。
林紓生於1852年，卒於1924年，活了72歲。50歲左右時，他是引領時代潮流的維新人士，並且是文化領域內最早實踐用白話寫作、發表詩作的人；年近七旬後，當更新的歷史潮流湧來，白話文也被大肆提倡時，他卻又以「拚此殘年以衛道」的姿態出現。
在他之後，歷史典籍，尤其是對國民影響最普遍的歷史教科書在提到林紓時，總是後面一種形象。於是，就有了本文開頭胡適先生所感歎的那種「算不得公平的輿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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