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青年鄭振鐸
李國濤
近些年來，各種媒體多有談論抗日戰爭期間上海、北京的愛國的文物工作者，搶救文物，保護祖國文化遺產的事跡。我知道了一些，而並不詳細。尤其是關於搶救古籍方面，談論者也較少。前幾天讀《鄭振鐸日記全編》（山西古籍出版社，二○○六）讀到鄭振鐸為他自己的《求書日錄》所寫的《序》，知道了當年的主要情況。他的《求書日錄》記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間，他堅守在上海，同幾位同道一起，為重慶的國民政府「搶救」即將流失海外的寶貴古籍。文章雖然只有一萬多字，但是當年的搶救形勢、搶救任務、搶救方法和策略，以及此中的艱危，都說得清晰而充滿深情，我很受感動。我以為凡有心於此事的讀者，都不妨讀一讀。那也是一種戰鬥。有驚有險，有苦有樂。我甚至想到，根據這些故事，寫一部電影或電視劇，都可以動人心魄。鄭先生的文筆又好，讀此文就像讀一部小說，其中的情節、細節、人物內心活動，都夠豐富的。鄭先生早年寫過許多小說，有的在現代文學史上頗得好評。我看此作，也應受到相應的評價。
我是從這篇文章裡才知道當年的搶救形勢。原來，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上海淪陷，「江南藏書家多有燼於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贍救其家屬」。在這裡，出現了許多我們曾耳聞的藏書樓名：鐵琴銅劍樓、滂喜齋、嘉業堂、適園、舊山樓，等等。它們的百年不露面的珍貴秘籍，「時有在古書攤肆上發現」。上海的藏書家略有所得。「所得最多者卻是平賈們。」平賈，即北平來的書商。「他們輦載北去，獲利無算。」他們如何獲利？除賣給國內藏書家以外，主要的是賣給偽滿、美國、日本以及中國的漢奸們。作者記述當年在日本統治下看到這一切時的心情，他說：「觸目傷心」，「憂心如搗」。於是鄭振鐸和留在上海的「關心文獻的人士」如張菊生、張詠霓等人，一起「打了幾個電報到重慶」，要求「搶救中國的文獻」。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重慶的教育部和陳立夫先生支持了這一行動。於是鄭振鐸說，他走進了一個「狂臚文獻耗中年」的境界。臚，搜集的意思。這是龔自珍《猛憶》一詩的首句，下一句是「亦是今生後起緣」。在鄭先生，這也是後起之緣，就是在民族危亡時的勇擔重擔。以後的搶救行動真真稱得上是「狂」。狂喜，狂怒，狂於奔走，狂於搜尋，同時又隱蔽得像地下工作者，避開敵人的注意。鄭先生自己是一位狂熱的收藏家，這時，卻忘記了為自己收藏。經過二年的努力，許多重要藏書家的書，如蘊輝齋、風雨樓、涉園的書，都悉為收攬。他說，「我們創立了整個的國家圖書館」，也就是說，購得，搶救出大量的古籍。這些書，設法經香港，運到大後方。「國立中央圖書館接得這批書（也是第一批——筆者註）之後」，曾開了展覽會，聳動一時。其後還有三千二百種明刊本之類的貴重古籍運港，可惜這時香港為日寇侵佔。這時鄭先生的痛心、懊悔是難以訴說的。直到最後，這批書才從日本追回。（這是從本書的註解上看到的，我想大約是在解放以後了吧。）
這種「搶救」要有方法。先是用私人名義或某大學名義收書，與北方的書商們搶；後來書商們看出不可能與鄭先生這種買主爭奪，他們反而把自己購得的書送到這裡求售，於是就可以大膽地依靠書商，購得好書。於是，在頭幾年裡，「沒有一部重要的東西曾逃過我的注意。我所必需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這個局面是難得的。而購得大批書以後，保存，運輸，又成為大難題。逃避敵偽的注意是一個大難題。擔驚受怕，惶惶不可終日，是常有的事。而興奮、幸福之感也是常有的。與賣主洽談後，把帽子和大衣忘在別人家的事，都曾經有過。
在這些年裡，鄭先生過著隱蔽乃至流浪的生活，很苦。這在當時就遭到不少誤解和非難。作者說，他當時「頗有殉道者的感覺」。所以一切痛苦都可忍受。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崇高感吧。從日記上看，那時，他常與同道諸君以「浩然正氣」相許，而且準備著以此為「結筆」，也就是犧牲生命吧。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