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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孫位《高逸圖》
張遠山
「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言論相當自由，莊子為何不肯直言，非要支離其言？因為「爭鳴」的百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為專制制度辯護，為專制廟堂服務。唯有道家站在高於廟堂的道極立場上反對一切專制，是一切專制君王的天敵，尤以楊朱、莊子為最。
《孟子．滕文公》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楊朱是道家激進派，像墨家一樣，對儒學的形而下批判，具體而直接，更為通俗易懂，因而在儒學被確立為意識形態後，楊朱之學和墨家之學都被剿滅。魯迅以為「楊朱為我，所以無書」，實屬知之未深的武斷，起碼必須修正為：「楊朱為我，故不著書。」然而這也未必是事實。即便是事實，不自著書而經弟子記錄成書者中外多有。既然楊朱之言曾經盈天下，那麼若非剿滅，就不可能消失得無影無蹤。《老子》、《莊子》是道家溫和派，其對儒學的形而上批判，根本而抽象，更為隱晦難懂，因而在儒學被確立為意識形態後，僅被邊緣化和歪曲化。
孟子（前三七二至前二八九）與莊子（前三六九至前二八六）完全同時，然而整部《孟子》一言未及莊子。可能之一是孟子沒見過《內七篇》；可能性之二是孟子讀不懂支離其言的《內七篇》，不知道莊子比楊朱對專制廟堂和儒家學說具有更大殺傷力。
莊子認為，一切專制君王都是僭「德」為「道」的「大盜」，都是以悖道的文化偽說違背造化真理的「假君」。在郭象刪改曲注的誤導下，「大盜」被曲解為「盜跖」那樣有別於專制君王的流寇，殊不知整部《莊子》中的「大盜」，指的都是專制君王——「假君」。儘管整部《莊子》從未出現「假君」二字，然而「假君」卻是《莊子》中的「真君」（即道）的唯一對詞。由於支離其言的莊子從未說出「假君」二字，所以郭象的歪曲性闡釋才難以反駁。
莊子對專制廟堂和儒家學說的批判不僅是先秦最徹底的，放諸中外後世，也罕有比他更徹底的，因此他充分預見到一旦直言，不僅不容於當時，會危及其自身安危和著作流布，而且即便生前躲過專制廟堂對其人的迫害和對其書的剿滅，那麼身後必定無法倖免其書被剿滅——曾經「盈天下」的楊朱學說的湮滅，證明了莊子的預見。
何況莊子的母國是宋國，其時的宋君是宋國史上的唯一宋王，名偃，謚康王。他在位時間極長，《史記》說四十七年（前三二二至前二八六），錢穆考證為五十二年（前三三七至前二八六），其一生與莊子完全重合。宋康王是中華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暴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史記．宋世家》）。齊國賄賂秦相魏冉得其默許，又得楚、魏出兵相助，於公元前二八六年滅宋，宋康王與莊子同年而卒。齊、楚、魏三分宋地，莊子故里蒙城入於楚境，故後世有莊子楚人之誤說。
《呂氏春秋．審應覽．淫辭》載有宋康王的兇暴：
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群臣畏矣。」居無何，宋君殺唐鞅。
《莊子雜篇．列禦寇》載有莊子對宋康王的直接評論：
人有見宋王者，賜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遲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煆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之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僥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夫！」
莊子著書，若不支離其言，宋康王一旦明白，其人必被碾為齏粉。後之無數宋康王，一旦明白，其書必定隻字無存。因為莊子的批判鋒芒決不僅限於宋，而是遍及天下一切專制制度。《莊子外篇．山木》中，莊子面對孟子曾經游說的魏惠王，直斥曰「今處昏上亂相之間」。這種「反動」言論，在其他先秦子書中根本不可能有，更不用說先秦以後。
《外雜篇》記錄了許多直斥專制廟堂的莊子言論，被郭象刪除的十九篇可能更激烈。但莊子在親撰的《內七篇》中，卻以其對專制廟堂的徹底認識和驚人預見，保持了極其明智的審慎。正是莊子的支離其言，使專制廟堂沒有像剿滅楊朱之書那樣剿滅《莊子》。同時，郭象對《莊子》的曲解妄注和妄刪妄改，也無意之中為原本不可能躲過專制廟堂剿滅的《莊子》塗上了一層保護色，護送它安全穿越了漫長的中華帝國史。使後人得以有幸一睹這部堪稱中華文化聖經的奇書，儘管它已殘缺並有待修復。但有斷臂的維納斯，總比什麼也沒有好啊！所以我甚至願意感謝郭象及其追隨者。（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莊學卮言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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