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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羊璧
華盛頓是美國開國的元勳,功勳卓著。但,原來他也多少有點高士隱居情意結。
讀《華盛頓總統第一任就職詞》(一七八九),華盛頓本來已經在過著隱退的生活了,但「我的國家在呼喚我」,終於接受這種呼喚就任總統。他說到隱退:
「我當初決定隱退的時候,是十二分快樂的。我當時很希望、並且決定永遠不改變計劃,我將以隱居來保養我的餘年。……我的健康,經不住無情歲月的摧殘,時常在不聽話;同時對於我也一天比一天的寶貴,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喜歡閒散的人,再加上一種習慣,就更覺著隱居的可愛了。」
在個人來說,有條件時,過著閒散隱居的生活,又能夠對世事了然於胸,這就是超脫的高士了。
不過,「另一方面,我的國家所以在呼喚我,它教我所擔負的任務是如此的偉大和艱難」,正因為偉大和艱難,這樣的任務就成為對真正賢能的人的挑戰,華盛頓接受這挑戰而走上了總統的崗位。
他又說:「這是我在服從大眾的命令」。
作為一個總統,日理萬機。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夠從中抓住頭緒,找到綱領。華盛頓說:「在今天的情形之下,我似乎用不著提議一些具體的措施」。他要提的是甚麼呢?他強調的是一種遠大公正的精神。美國革命的完成,是由於「許多個別的地區,能在安詳的討論和自由的同意中,建立這一個聯邦政府」,今後,還是要憑著「各位先生的才能、品格和愛國心」,繼續保證:「保證沒有地方性的歧視或地方性的偏袒,沒有怪特的見解和黨派的仇視,來蒙罩你們遠大的和公正的眼光……。」
在這裡,我們可以摸觸到一個有趣的癥結。原來作為一個高士或者退隱者,在他洞察世事的時候,他可能更能夠超越一些具體地方、具體事件的局限,從更遠大處,更公正處看問題。
華盛頓在就職時強調遠大、公正的高尚精神,其實心中在擔心社會存在反面的現象。在他任滿的臨別贈言(一七九六年)中,就指了出來。有點令人意外,他尖銳地指出的是政黨、政黨精神。甚至說:「它以各種不同的形狀存在於一切政府裡,……但在民主的政府裡,它出現得最為惡毒,……它老是擾亂公共會議和削弱公共行政,它用漫無根據的嫉妒和虛誑不實的警招來攪亂社會……。」
看來,華盛頓對這一類的經歷刻骨銘心。(如果找出一些具體實例來,應該有很好的參考價值)。不過,華盛頓又能以民主精神來看待:「它是一團火,我們不要熄掉它,但要一致警戒,防它火焰大發,以免不是供人取暖,而成為火災」。
回到華盛頓的就職詞,最後是懇求萬能的上帝(「祂的神力可以補救任何人類的缺點」),使聯邦政府能夠:
「……使我們有遠闊的眼光,安詳的商討,和明智的措施,那麼我們這個政府才有成功之望」。
華盛頓這篇就職詞不長,但處處是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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