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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錫
《易經》雖然廣為世人注目，被探討了數千年，到近代，研究隊伍更幾乎遍及全球五大洲，但其實還有好些重要問題尚待解決。比如《易經》的著作年代，六十四卦卦爻辭應如何斷句、標點，以及不少詞句的釋讀等等。這些無疑都直接影響到對它的深入研究和實際應用。
關於《易經》的編撰年代，大致可分為三派意見：一派認為書成於商末周初；一派認為成於西周後期；還有一派則主張成於戰國。第一派的觀點與傳統「人更三聖，事歷三古」之文王、周公說比較接近，而此派學者之「陣容」亦最鼎盛：余永梁、顧頡剛、梁啟超、高亨、湯鶴逸、任繼愈、屈萬里、高懷民、沈瓞民、黃壽祺……隨著近歲考古發掘材料增多，以卦爻辭所述古事為主要依據的周初派聲勢也日益浩大。另外，主張戰國的一派有郭沫若、（日）本田成之、平心等。而主張西周末年者則有李鏡池、王力、宋祚胤等。
最近，由於戰國楚竹書《周易》的發現和公佈（上海博物館藏，馬承源主編，濮茅左釋文，2004年出版），已經有力地排除了該書撰於戰國的可能性。而主張作於西周末年的李先生則舉出了「政治社會背景」、「思想發展」以及「文學形式」三方面的理由；近年宋祚胤先生又補充了「南征」（《升》卦）之事，根據「武人．于大君」（《履．六三》）的亂象，直指《易經》成於周厲王末年。由於西周初與西周末兩派都有較強的舉證，所以始終各執一辭，互不相下。
筆者在通盤衡量各方理據，並結合文本反覆考索後，發覺論辯雙方似乎都忽略了有另一重大可能性──《周易》有古本和今本之分。就是說：周初原有一本《周易》，乃參照商之《歸藏》編纂而成，故卦名、用語、述事有部分相似之處，到了西周後期，由於語言的發展，原本《周易》變得詰屈聱牙、艱澀難讀（就如《尚書》中武、成時代的篇章那樣），不便於實際的應用，於是有關人士（大約是卜筮之官）便在古本《周易》的基礎上增損改寫，用當時新興且十分流行的藝術體式──韻文，撰成今傳本《周易》（即《易經》），其卦爻辭稱為「繇辭」，也就是歌謠體筮辭之意。我這樣說是有充分根據的：
其一，從內容看，《易經》提到不少周初、早周甚至殷商的人、物、故事，而周康王以後的事除「南征」（《升》）外，都未見明確述及。如果不是據舊有「底本」改寫，而是在西周末年才由筮官「創作」，內容應不會如此詳古略今。
其二，「《易》以道陰陽」（《莊子．天下》），但《易經》雖蘊含「陰陽」觀念，卻不 見「陰陽」辭句，此亦可見其時代之古。因為據現有資料，最早把「陰陽」不是作為方位概念，而是作為表現宇宙間兩種基本力量的一對矛盾概念以對舉形式明確地提出來的，是西周末宣王初年的卿士虢文公，《國語．周語》上「陰陽分布，震雷出滯」一番議論，即其所言。之後，以同類觀念去說明事物性狀、變化的便越來越多，而《易傳》主要用陰陽交感變化關係解釋《易經》的原理，因此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繫辭》上）之類以陰陽對舉的辭句不下16處之多，但《易經》則一處也沒有，可見成書之早。
第三，在文句方面，除了「之」、「若（如）」等少數用例，全書完全沒有其他句末語助詞，這點和《易傳》大有差別（《易傳》在句末共用了936個「也」，68個「矣」，還有「乎」、「哉」等），保留了一定的周初語文特色，大約也是由沿用「底本」所致。
第四，《易經》未使用助詞「者」。「者」字用作助詞，西周金文未見，東周古文字始見。《易傳》共162例 （如《繫辭》上：「爻者，言乎變者也」），但《易經》則一例也沒有。
第五，全書用「于」不用「於」；且不見「乎」字。甲骨文、西周金文均以「于」作介詞（義同「在」、「到」、「向」等），到東周金文才漸用「於」，至戰國典籍又或用「乎」字。《易經》全部用「于」；而《易傳》除引經外，則普遍用「於」、「乎」作介詞。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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