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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
九月九日，是毛澤東逝世三十周年；恰好這一天，在台灣由施明德領導的倒扁靜坐活動也將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行。這兩件事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其實卻有著一定的內在的邏輯關係，即都是中國百年現代化過程中曾經或正在進行的艱難探索，以及曾經或正在經歷的挫折或彎路。
首先，這裡所指的現代化，既包括物質或經濟層面，同時也包括制度和精神層面；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百多年前之所以落後於西方，與其說是源於物質和經濟原因，還不如說更多地是由於制度和精神層面的原因；同樣，中國百年現代化之所以步履艱難，其根本原因也非經濟層面的原因，而在於制度和精神層面的原因。
在過去百年中國歷史上，誰也無法否認毛澤東是一個偉人和強人，他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宣示，在歷經百多年落後、滄桑的中國人民的心理土壤上，播下了現代化的希望種子。但由於歷史和毛澤東本人的局限，這一種子卻未能開出豐盛的果實，於是才有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今天中國的迅速發展。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歷程，一如在他們之前從孫中山到蔣介石的歷程，其實都是中國百年現代化過程中作出的艱巨探索和努力的一部分；只不過毛澤東以其巨大的建設力和破壞力，在上述四個中國百年現代化的巨人中間脫穎而出，鶴立雞群。
任何一個政治強人的產生，都有其歷史、文化和人民心理的原因。就中國的情形而言，過去五百年的持續衰落，到了百多年前，以甲午海戰和八國聯軍入侵為標誌，達到最為慘烈的程度；唯其如此，過去百年中國仁人志士為追求民族獨立和富強的努力，也達到空前慘烈的程度，其間就包括即將百年的辛亥革命和即將六十周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如上所述，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四個歷史人物，就是在這一百年裡，分別以其不同的方式，為中國百年現代化過程留下了重要的印記。
然而，眾所周知，中國百年現代化也留下了慘痛的經驗和教訓。其一是伴隨著太多的血腥和暴力；其二是未能從根本上完成從革命到制度的轉型，尤其是對國民精神世界成熟度的提升。無論是國共內戰還是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甚至今天台灣民主轉型和成熟的艱難，都折射了這一點。其間原因既有中國文化層面的，也有中國現代和當代精英在新的歷史進程面前無法自主把握的原因。
過去百年中國現代化的成功標誌就是，中華民族逐漸從落後走向先進，從無序走向有序；今天的中華民族已經告別了強人時代、革命時代、暴力時代，甚至也已告別政治動盪時代，從而進入一個相對富裕、平和、理性、多元和制度建設的時代。問題是：這個新時代在制度建設上面臨的挑戰，就其艱巨性而言，絲毫不亞於充滿坎坷彎路和慘烈革命的二十世紀；同時，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政治和知識精英們更應共同思考一個問題：中華民族在制度建設層面上，如何吸取一些世界大國已有的歷史經驗，盡快跨過一些不必要的障礙。
就制度建設層面而言，從八十年代開始的台灣民主化進程無疑是中國百年現代化過程中一個極為有益的探索。遺憾的是，由於種種特殊的原因，台灣民主化從八十年代末開始逐漸陷入了族群對立和「台獨」的泥沼；再加上缺乏法治傳統，台灣民主化至今未能完成從革命到制度的轉型，因此才導致當制度無法解決貪腐問題時，人民不得已返回革命的手段。這是一個悖論，其背後則是台灣民主的無奈。
從這個意義上說，由施明德領導的倒扁靜坐是台灣民主轉型的一個重要環節，其意義自然也不僅限於台灣本土，而是對於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就目前而言，人們十分關心靜坐是否會演變成一場流血革命，這其實也是對台灣民主轉型的考驗。另外，既然稱之為倒扁靜坐，能否順利將陳水扁拉下馬，自然是這場運動的目標之一；但從本質上看，這場運動的過程較之結果更為重要。
如果這場後民主時代的革命運動能始終以平和、理性的方式進行，由此對台灣包括陳水扁在內的某些政治人物寡廉鮮恥的道德觀形成衝擊，對台灣民眾無法在族群對立和理性道德之間作出清醒判斷的迷茫起到心靈洗滌作用，尤其是對台灣民眾的民主素養起到提升作用，進而對台灣民主制度的完善起到促進作用，那麼無論是這場運動還是台灣民主轉型，也許能成為中華民族現代化過程的一二個里程碑，否則將成為歷史的又一個遺憾。 (本欄每周六刊出)（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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