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由土地孕育出人類的文明，作家以心灌溉，用創意回饋土地。 新華社
陳韻婷
當作品成了一片領土，作家就在文字上生根，為文學的土地躬身而作，把現實的種子灑向創作的泥土，默默的期待著開花結果的一天。趙樹理（1906-1970）的耕耘，就是真實與創意的混雜美學，儘管他的筆鋒仍是那樣的充滿農民質樸的純粹。
趙樹理的土地，令後世讀者想起一個在改革洪流中逐漸淹沒的農村，每個大城市的傳奇，本就是農村消失而成就的歷史，如今站在城市的舞台上，不朽的人類角色是因為城市，還是因為農村？一位作家百年不滅的靈魂，又再在文學的泥土上遊蕩。
農民作家 冰刀撲火
若現代的讀者知道莫言是鄉土作家，就更不能不認識趙樹理──被視為繼魯迅之後最能深切體察農民的現代作家，他，寫盡土地上的浮生劫幻，他，希望能為農民打開生天，就算不是當時，也是將來，而今年九月正是趙樹理的100周年誕辰，此刻重讀，彷彿感悟從前。
大躍進，是全民式的狂熱，作家的冷靜思考，如冰刀撲火，頃刻消融，但趙樹理奮不顧身，對農民的生活痛苦切膚，他對當時的民情熟悉而又清醒，於是創作出一系列有關「三農」問題的作品。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報話》，令他成為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崛起的新型作家，從此名聲大振，其後趙樹理又陸續發表了短篇小說包括：《地板》、《小經理》、《福貴》、《邪不壓正》、《傳家寶》、《田寡婦看瓜》及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
出生在農民家庭的趙樹理，十多歲就能舞動犁、耬、鋤、耙，與土地密不可分的鐵條成就了他的鐵筆，其筆下的故事均發生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通過主角的講述，展現出當時的農村風貌、習俗，特別從那些相對狡猾的角色如鐵算盤、常有理等的一舉一動，反映出農村生活的艱難。
「三農」今昔 苦心為文
生於斯，長於斯，土地上的作家，筆下的文字就是土地。對趙樹理而言，的確如是。特別是在他創作的《小二黑結婚》中，既有開化覺悟的農民形象，也有愚昧無知的宿命論者；在今昔不同的農村改革中，卻具有相似特質的人民。有論者更認為《李家莊的變遷》是最具長篇史詩的氣質，以描寫一個山西村莊從大革命失敗後到抗戰勝利近20 年間的變化為主題， 難怪有人作出這樣的評論：中國現代的知識層都喜歡讀趙樹理的作品，讀後不覺「土」不感「俗」，由土地孕育出的讀後感和評論，最感人肺腑。
事實上，農民、農村、農業仍是國家的根本，在「三農」問題仍未解決的今天，不少農民把土地荒了在老家，離鄉別井，成為了大都市的低下層，在充滿未知數的新城市中充當浮游生物，低知識的民眾只能當上苦力勞動者，昔日在趙樹理小說中一個個充滿樂觀、自信、努力、進取的生動的人物與角色……難以在今時今日的農民身上找到，畢竟社會的經濟方向已經改變，對農民來說，從前可以靠一塊田就令全家得到一年所需、在單純而美麗的農村裡自給自足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
有社會分析指，在當局建設新農村時，中央政府指明了一個努力的方向，但未下達硬指標，然後到了地方，就有可能變成考察地方政府政績、官員能力的硬指標，在農村建多少樓房、修多少馬路、辦多少工廠等等的「利民行動」，無疑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竟令人想起昔日的「大躍進」，由此觀之不難令人傾向視之為一種「形式主義」的體現；就像今天內地某些縣市，花上千萬元在農村中興建一個偌大的廣場，這能令農田的產量大增？還是可以令農民豐衣足食？當中又有多少農民、貧戶能受益呢？這些勞民傷財的最終結果，只會令農村的改革失去本身的意義。
「形象典範」爛尾村
可是，面子工程與形象工程，在今天仍不時出現。不少內地的傳媒指出，在「建新村、奔小康」的熱潮中，很多地方颳起了大興土木的拆建風，特別是閩南一些鄉鎮就以西坑村別墅群為樣本，「號召」村民貸款建房，搞「一刀切」的標準化新村建設，人稱「砸錢蓋樓新農村」，結果卻出現了大量的「爛尾村」，當地村民安身之所未得，又平添新債，福建漳州市平和縣的阪仔鎮就成為傳媒引用的一個例子。
據說當地政府讓西坑村農民建起了40多幢黃白相間的小別墅，成了當地政府大力宣傳的「小康村」，一村成名，但在明星效應的背後，西坑村卻因此欠下130多萬元貸款，當地人民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這不禁令人想起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中，由閻恆元暗中操縱的閻家山村是縣裡的「模範村」，在獲數度表彰的風光背後，是人民「西頭吃烙餅，東頭喝稀飯」的景象。什麼是「模範」？什麼是真正的農民經濟？似乎稱之為官員的「形象典範」還更恰當。
「農村反封建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不要以為進入社會主義了，就小看了這個問題。」是趙樹理曾說過的一段話（載於黃修己的《文藝與生活》），重讀之後，感慨良多，一再令人想問：閻家山式的「模範村」，什麼時候才能徹底的在中國的土地上消失？
明天探討：官辦「十佳」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