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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惠珠
我對鄔維庸醫生病逝，心裡極感難過和惋惜，並在此對鄔太太和家人，致以深切的慰問。我們在1985年因起草基本法而認識，至今21年，我可以說是在香港回歸工程上合作緊密的同工。
鄔醫生對國家收回香港的政策，認識比我早，因此在起草基本法的過程中，我經常從他的發言中聽到另一個角度的訊息。他的普通話非常流利，當時要解釋香港人的看法，也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對幫助內地和香港草擬委員在會議室內、外的溝通，有很大的貢獻，功不可沒。
鄔醫生是個非常有責任感、有承擔，但從不邀功的人，他看到對香港成功的因素有負面影響的事，有勇氣提醒大家去關注；他對「一國兩制」的實施，從不迴避維護和闡釋的責任；他參與成立了多個專業和社會活動的組織，也不爭著去做領導。更不可忘記的，是他對朋友的忠心、熱誠和從不求回報的幫助。
三個星期前我們通電話，他對我說：「你知道我對這些事（生、老、病、死）看得豁達，但我們的工作要做下去。」我回說：「Yes,I know.Raymond,I know.」（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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