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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佛利民，撰文批評特首曾蔭權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特區政府是否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引發本港以至國際連番爭議，甚至連佛利民這樣聲望卓著的經濟學家也加入，事態發展值得關注。我們認為，停留於抽象口號的爭論，是沒有意義的，關鍵是香港仍然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並且不會被抽象口號迷失方向，而是結合政府與市場的力量，締造最能支持經濟發展的環境。所以，對於政府是否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應採取「不爭論」與「務實幹」的態度，無謂浪費寶貴的時間和精力。
德國文豪歌德有一句名言：「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長青。」的確，活生生的經濟現實，永遠高於灰色的經濟理論，更遑論抽象的口號。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可以靠一句抽象口號保持富裕繁榮。中國內地由於擺脫了「姓社姓資」爭論，改革開放才取得巨大成就。同樣，西方先進國家也不會迂腐到陷入一句抽象口號的爭論，就放棄應該做的事情。中國有個「鄭人買履」的寓言，說有人到集市買鞋，突然想起忘了拿事先量好的尺碼，等到他回去拿尺碼趕回來時，集市已散。他卻說：「我寧可相信自己量好的尺碼，也不相信自己的腳。」香港很務實，寧可相信經濟現實，也不相信抽象的口號。
佛利民批評曾蔭權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似欠準確。曾蔭權表示這政策是前財政司夏鼎基所說，之後因其表達欠精確，已經沒有人再提，而特區政府奉行的原則是「大市場、小政府」。實際上，「積極不干預」在香港早已名存實亡。六十年代的財政司郭伯偉標榜「自由放任」，但六十年代中期香港爆發銀行危機，他即作出干預，斷然停止發出新的銀行牌照。七十年代的財政司夏鼎基大談「積極不干預主義」，但這口號與麥理浩推行的新政南轅北轍。麥理浩時代的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公屋建設、政府全資興建地鐵等，令「積極不干預」難以自圓其說。夏鼎基之後繼任的兩位財政司彭勵治和翟克誠，要忙於應付中英談判前後的各種難題，包括財政赤字、港元危機、銀行地產風潮等，「積極不干預」更束之高閣。到了一九九二年，當時的財政司麥高樂撰文明確表示，他從不喜歡「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它的有用性已耗盡」。
其實，不干預的政府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港府過去三十年來，一直在實用主義地處理經濟問題。即使如此，佛利民仍多次稱讚香港是「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美國傳統基金會仍然連續十二年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對於佛利民昨是今非的批評，特首辦回應指，「積極不干預」這字眼較為含糊，本身有些矛盾，故特首採用了「大市場小政府」這字眼，以更準確地形容特區政府長期以來的取態。的確，既說「積極」又說「不干預」，乃自相矛盾，起碼在字面上講不通。採用「大市場小政府」，既堅持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又意味著政府可適當介入，以促進市場效率與公平，這並不矛盾。（文匯社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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