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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維庸醫生與世長辭，但他對香港的貢獻和真誠鮮明的個人形象卻將長存人心。在他69年的人生歷程中，香港人最熟悉的，是他的直言無隱，從堅定支持23條立法到批評傳媒「做得差到極」，到認為香港人拚搏精神失落的「狗餅論」，他的不少坦率言論，引來社會爭議甚至批評；但鄔醫生始終坦然面對，因為所持者唯真，「我已下了決心要講，除非我死了」。
從政近30年，鄔維庸在香港回歸歷程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基本法草委及諮委，89年更接替查良鏞擔任基本法草委政制專題小組港方召集人；參與特區預委會和籌委會、選委會；擔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在這個過程中，他屢次公開批評香港「反對派」，有人遂以「親中悍將」稱之。
「親中悍將」 不隱瞞觀點
不過，據鄔醫生的老朋友形容，鄔維庸說話從來不是以「親中」作分界線，而是「是其是，非其非」，忠實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舉例說，鄔維庸在擔任草委期間曾公開表明，香港不應成為「北京填鴨」：「應該讓香港這隻『鴨』食自己鍾意食既野，而唔係好似北京填鴨咁畀人硬塞搵野食入去。」以比喻說出心底話，或者會略嫌過火，卻是坦率真誠。
1999年，當特區終審法院在有關宣稱子女擁有居港權的判決中，指特區終院「有權推翻全國人大常委會違反《基本法》的決議」，鄔維庸馬上站出來批評特區終院法官是將終院凌駕於人大常委之上，是「小孩子逞英雄」的行為，引起了部分法律界人士的質疑，更宣稱鄔的言論可能已屬蔑視法庭，但鄔維庸堅持自己的說法。
支持23條立法 轟反對派
在2003年特區政府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問題上，鄔維庸亦堅持立場，狠批「反對派」反對特區政府就保護國家安全立法，是「不愛國」的表現：「23條立法等於是打預防針，現在有人怕痛不肯打，將來不幸有事發生，要落重藥時，這個結果大家都要承受。」而上街反對23條立法的人，「可能或多或少被人誤導或有被害妄想症。」
不過，鄔醫生最惹火的言論，非2004年2月他發表的「狗餅論」莫屬。在中西區各界協會舉行的政改論壇上，當他談到當時有關普選問題的爭議時，指不少香港人以為「聲大夾惡」便可以逼特區政府就範，是被寵壞了：「香港以前有拚搏精神、有創業精神，現在發覺沒有了，為甚麼呢？無他，給別人餵狗餅餵壞了。」
「狗餅論」風波 認錯不「封嘴」
事件在香港掀起極大的風波，批評之聲此起彼落。為此，鄔醫生主動舉行記者會，並兩度向市民鞠躬道歉，承認自己「犯了錯」。不過，他強調，自己絕不會因此而「封嘴」。
鄔醫生贏得很多人尊敬，很大程度上他的言論不會因為誰「當權」而改變。當前特首董建華離任，曾蔭權繼任後，鄔維庸便公開批評，曾蔭權未有公開感謝董建華在任期間的貢獻，指他「公關一流」，道德水平則「差搵」。
近兩年，鄔維庸已減少了公開發言，今年10月傳來鄔醫生病逝的消息，令人憶記起他生前對自己言論屢受批評的回應：「我只想做一隻蝴蝶，我的言論未必會造成很大的影響；我是愚公移山，不管後果是多是少，我都不會失望。」
避戰禍來港先後榮任「八委」
鄔維庸從政，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先後做過「八委」，包括基本法草委、諮委，特區預備委員會委員、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行政長官推選委員會委員，回歸慶祝委員會委員，特首選舉委員會委員及基本法委員會港方委員。
鄔維庸於1937年出生於浙江寧波，其父為於上海經商的小商人，由於日本侵華，其父母攜著年幼的鄔逃到香港，並在香港定居。他曾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由於自己親歷日本侵華暴行，令他開始感覺國家榮辱的重要性，因此，亦令他積極參與國家的發展，以及在香港回歸前後作出了貢獻。由1985年開始，他先後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委員等職，回歸後，獲委任為基本法委員會港方委員，在3次人大釋法中，向人大常委會提出意見。他還連續擔任第九、十屆全國人大代表。
鄔維庸言論輯錄
香港：填鴨不生蛋
「香港這隻鴨，可能係跛腳甚至無腳，但肯定想食自己鍾意食既野，而唔係好似北京填鴨咁畀人硬塞搵野食入去；填鴨唔會生蛋，生金蛋就更加唔使講，只會變成片皮鴨。」
參選人代：不懼犯上失眾
「無懼犯上失眾，無求名利權位；應講就講，應做就做。追真理，不從眾，不媚眾；當實際，鄙虛榮，斥偽善。」
愛國：看最艱難時
「即使國家對自己唔住，而受到很大的怨屈、苦楚，或者國家正處於艱難的時刻，仍對國家不離不棄，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我不敢說自己愛國，這並非門面說話。因為我還沒有受到真正愛國的考驗。」
「愛不愛國最關鍵是對自己作交代，若要向人交代，是有所謀。就我而言，即使曾（曾憲梓）指我不愛國，都不會緊張。」
23條立法：不能折腰
「號召人家反對立法，是惡毒心腸；若行動升級，圍堵立法會，行為形如要脅、綁架。但政府應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魄力，不能折腰於這些毫無中國公民意識人士的壓力下。」
港人精神：餵狗餅餵壞了
「其實人性好似動物一樣，如果你要一隻狗跳，才有餅乾食，牠便會愈跳愈高。如果……現在吠兩下你就給牠餅乾食的話，那隻狗他日就不懂得跳，海豚都一樣。所以香港以前有拚搏精神、有創業精神，現在發覺沒有了，為什麼呢？無他，給別人餵狗餅餵壞了。」
傳媒：七年來做得極差
「傳媒在整個的七年來，做得差到極，它不是唯一、但傳媒在裡面扮演一個惡化關係，無一個想調和那個情況，譬如想在社區做一些工作，有些人在挑撥、說一些話令到關係惡化。」「正如明知有人吸毒，還派白粉給他們，我這個比喻絕對無錯，因為這是思想毒害﹗」
評曾蔭權：公關技巧一流
「佢（曾蔭權）應該肯定多搵董生(董建華），佢（董）為所有人承擔起所有過錯，抵擋所有的指責，令公務員可以唔使受咁多箭靶……佢（曾）公關技巧肯定一流，但如果一個（要求）人非常高既道德水平就差搵……其實佢（曾）做到今日既位置，亦係董生製造機會畀佢。」
「現在政治生態極度惡劣，能者賢者幾難會出嚟；風險太大冇人願意承擔艱巨任務，所以話曾生肯出嚟，我向佢致敬！」
談自己：愚公移山不計後果
「我只想做一隻蝴蝶，我的言論未必會造成很大的影響；我是愚公移山，不管後果是多是少，我都不會失望。」
「我一直以來感覺有壓力，希望我不要再發言，但我已下了決心要講，除非我死了，否則發言一定有風險。」
選委增議席：數多無意思
「選委會就算加到1,800、2萬都冇意思，循序漸進是指民主意識的漸進，不是數目的漸進。民主意識進步後，才可以普選，否則加人只是『篤數』。」
懷醫者仁心 助弱勢社群
從傳媒所得的印象往往失之偏頗，「言論出位」正是他們給予鄔維庸醫生的「標籤」。但事實上，鄔醫生雖活躍於政壇，一生所繫卻是為醫行道，進而為香港的弱勢社群獻出一生的心力。
心臟科高手 創精神康復會
鄔醫生中學就讀聖約瑟書院，6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先加入青山醫院，擔任精神科醫生，就在這時候，他開始關心到精神康復者的問題。隨後，鄔醫生加入伊利沙伯醫院的心臟科，很快便成為行內的「高手」。雖然工作繁忙，但他對精神康復者及業界的問題仍非常關心，創辦新生精神康復會並出任主席達30年之久，並擔任香港醫學會會長和私人執業專科醫生協會創會會長﹔80年代，他更帶領業界訪問內地，開展和內地業界的溝通。
多年來，鄔維庸曾擔任多項公職，包括醫務委員會委員、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1997年至2005年期間出任醫管局的委員，並由2002年開始，一直擔任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主席。
熱誠投入 社區共享基金
近年，鄔醫生在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工作上，投放了大量的時間和熱誠。據了解，即使在病榻上，他仍不忘為基金的持續與發展作多方面的籌劃。在上月底，鄔醫生雖在病中，但仍以基金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發出親筆簽名信予各界代表，邀請他們出席於下月舉行的第4屆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分享論壇暨計劃博覽，更於論壇舉行前錄音，呼籲大家繼續支持基金推動的社會資本理念。他又十分關心由基金資助的各項計劃的進展，並希望基金可以為香港及國家帶起發展新方向：「只要用心、用情及用意做事便可！」
基金成立至今資助了116個不同規模的計劃，推動了2,700多個協作團體，令10,000多個受助者轉化為助人義工，建立了200多個互助網，滋潤了30多萬參加者的生命歷程。
沙士歷劫難 拉近父子情
據鄔維庸的朋友透露，他很少向他人談及家事，亦鮮有攜同妻子出席公開活動，而他引以為傲的兒子鄔揚正也絕少公開提及，但不表示鄔醫生不關懷家人。一場沙士疫症，將鄔醫生對家人的深情表露無遺。
子承父業 首批染疫
2003年，鄔醫生在威爾斯親王醫院任職心臟科醫生的兒子鄔揚正，成為首批染上SARS醫護人員。當時正在北京參與人大會議的鄔維庸，獲悉消息後的即時反應是：「沙士會不會奪去我兒子的性命呢？」雖然他憂心忡忡，但仍保持樂觀，在面對傳媒時更堅定地表示：「我信任香港的醫療水準！」「當得兵就不怕，難道做逃兵嗎？他入行時，我已對他說過會有風險！」雖然他繼續開會，但每天都會與家人通話，留意兒子的病情。
每日通電話 溶化隔膜
他坦承，為了培養兒子的獨立，在他10歲便送他往外國唸書，一星期僅通一次電話，分隔兩地達20年，難免造成了隔膜，直至兒子近年回港才有共處的機會。經過沙士事件，他與住院的兒子每天通電話，已進一步拉近父子的關係；在兒子出院的一刻，他坦言最渴望的就是緊緊擁抱兒子。
鄔維庸說，「沙士令香港人更重人倫，我也不例外」，只要情況許可，他會盡量減少外間的應酬，甚至可免則免，以便抽空與家人一起吃飯。
鄔維庸簡歷
1937－2006
勳銜
英女皇頒授的OBE英國官佐勳章
1983年獲委任太平紳士
2001年行政長官頒授金紫荊星章
公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特區預委會和籌委會委員
選委會委員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醫管局董事局成員
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
康復諮詢委員會主席
香港專家顧問協會主席
香港私人執業專科醫生協會創會會長
曾任公職
香港醫學會會長
香港醫務委員會委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新生精神康復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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