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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木鑾
「緩一緩」是中國官員常用的詞彙。有人認為這是推托拒絕的言辭，但有人認為這是用今後的智慧來解決當前的問題，也是個高明之招。20年前，香港土地基金設立，也就為了解決今後的財政安排問題。在回歸前，港英政府從土地交易所得的地價收入中，在扣除土地平均成本後，與日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均等平分，為此於1986年8月13日專門成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地基金信託。不管對基金本身的後續問題有沒有爭議，但基金設立的思路確實是值得當前內地學習的。
百姓生活 百上加斤
內地當前面臨一個兩難的問題。許多公用事業由政府公營，但是效果不佳，抱怨甚多，但是市場化後也產生了另一問題，就是政府拿到股權出讓金後就基本停止補貼，因此百姓的生活負擔又開始攀升，指責又起。這種情形下，將股權出讓金中劃出一部分組建基金進行適量補貼，是比較可行的辦法。更多的問題可以留待十年、二十年後解決。
2006年9月18 日，中國青年報《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中低收入者壓力增大》一文稱：在很多人眼中，過去的半年，似乎是在一片「漲「聲中度過的：由於國際油價連創新高，居高不下，從5月20日起，北京市出租車每公里價格從1.6元調至2.0元，上海、瀋陽、大連等地的出租車運營價格也先後調高；6月28 日，國家發改委下發文件，全國企業用電每度上調 2.494分錢，上海、江西、重慶等地區居民用電也將上調；8月22日，建設部副部長稱全國城鎮擬開徵每噸污水收費0.8元。而央行調查顯示，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家庭中認為「物價過高」的佔16.4%，而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家庭中，這一比例達到45.5%。
上述調查還表明，為何物價小幅上漲會讓人們反應如此強烈？其原因就在於上漲的都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交通費、電訊費、醫療藥品費、教育費、水電氣費等生活必需品支出，其實大多是公用事業供給產品的費用。
「剛性支出」 最易被「宰」
這些產品最大的特點就在於存在極弱的需求彈性，也就是說價格的漲跌都無法讓人們很迅速地找到替代品，或者降低使用量。通常的說法稱為「剛性支出」，也是最容易被「宰」的地方。因為，不管人們生活的水平如何，交通費總要花，水電氣費總要花，教育和電訊費也大多是要花的。所以漲價後百姓還得消費，還得買單，但是，這些支出即便是看起來幅度不大的上漲，累加起來對低收入者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哈佛大學一明星教授，是個中國通，來過中國幾十次，就曾出過這樣的主意，內地所有的工業生產的決定權交給市場，而政府的角色只定位在提供道路、電力和其他的一些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這說得有些極端，但是也說明基礎設施供給在中國的急迫性。亞洲的其他國家發展的初期，政府的主要任務也是提供基礎設施的投資和運營，而日本二十世紀的前六十年除了戰爭外，政府的精力也投向基礎設施供給上。因此，島國日本目前沒有交通之困。
許多人預測，中國政府還得用二十年的時間才能把基礎設施做得更加完善。但是，不當的財政安排卻導致了今天的困境。各國發展的經驗表明，基礎設施的供給大多數是地方政府之責，但從九四年開始實行的中央和地方分稅卻嚴重削弱了地方財力。在提供公共服務的僱員（包括老師）的工資尚且無法得到足額保證的情況下，許多公用事業進行了比較偏激的市場化、民營化改革，其中一些本來屬於公共財政範圍之內的責任也被拋給了社會。
基金運作 長遠增值
比較明顯的就是醫療領域。按分稅制的設計，地方財政對醫療投入負更大的責任，但是醫療改革的結果卻是百姓意見很大，醫患關係急劇惡化。筆者不久前刊文認為，這種公用事業的過度市場化已蔓延到百姓生活更加必需的自來水。目前大多數地方政府的做法都是將城市供水設施一賣了之，可以暫緩財政壓力，但市場化後水費上漲卻要百姓買單。這種現象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企業就會撤離這個市場，甚至會出現類似醫療領域「半吊子」市場化改革所造成的問題，引發社會的強烈不滿。
公交改革也是如此，政府停止補貼，出讓股權，公交線路被層層轉包，最終是服務下降，百姓花更多的錢卻享受更差的服務。
筆者的觀點是，在短期內無法改變全國的財稅劃分格局的前提下，建議政府將公用事業市場化過程中轉讓所得的資金劃出一塊，專門作為近十年或者二十年的居民用水補貼，該資金可用基金運作方式增值，可以適度進入銀行、信託等金融理財領域。長期來看，還是得改變地方和中央財權事權不符的局面。
明天探討：讀書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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