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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圭陽 資深傳媒人
哈佛大學教授帕特森Thomas E.Patterson長期研究政治與政府事務，也涉及新聞機構與政治記者如何報道政治事務的範疇。十四年前，帕特森教授進行了一項研究，看看記者在報道政治事件扮演的角色，今天重看這份研究，也頗有啟發性。
帕特森教授在英、美、德、意、瑞典向一千三百名記者、編輯、新聞經理發出問卷調查，回收率近一半，他發現美國和德國的記者在政治事務上的採訪手法很不一樣。美國的記者，非常依賴政治人物對記者的談話，而且一旦取得一方的講話，馬上會找政治人物的敵對一方求取回應，這樣就築構成政治人物之間互相的攻擊現象。以這種方式進行所謂政治採訪，在美國幾乎已經是一種常態的採訪手法。香港近日發生的議員之間互相攻擊的新聞，也是這種採訪手法的延續。帕特森教授的研究也發現，德國的記者卻是多以自己的研究為基礎，自行研判政治事態的發展，並不是單純的依賴政治人物的表述。英、意、瑞典的記者，在政治事件的報道手法，則介乎美國與德國之間。
歐洲的報業傳統，雖然是來自政黨辦報，可是自從十九世紀以來，由於報業的營銷產生了龐大的利潤，商業的因素及企業的因素，已經超越了政黨的因素，這也是美國的傳媒，在政治事務上多以中立的面貌出現，爭奪更大的利潤和讀者群。在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傳媒，則仍然有很明顯的政黨立場。記者抱有政黨立場，會不會影響對政治事件的判斷？一般認為，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記者，應該可以克服個人的偏見，在報道上做到盡量客觀。帕特森教授的研究卻發現，在政治爭議事件上，有政治立場的記者，明顯的是傾向報道支持自己看法的意見，忽略了反對者的聲音。英、美的記者還有一個通病，報道有爭議的政治事件，傾向以時下大多數人的意見為意見，不大敢有自己的個人意見和研判，例如潮流習慣質疑高官的行事動機，則每有政策的轉變，傳媒的第一個反應，不是首先去了解政策轉變的因由，反而是第一時間去質疑高官的動機，或是忙於收集反對的聲音。
從上一個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由於美國的「水門案」，導致傳媒對政府以及政治人物抱有極大的懷疑心態，逐漸演變成一種「懷疑建制」的採訪文化，這種「採訪文化」，又從傳媒傳染給社會，構成了一個「懷疑建制」的社會氛圍。雖然歐洲五國的記者一致認為「客觀報道」是新聞報道的一個重要標誌，但是在「懷疑建制」的社會氛圍下，所謂「客觀報道」，只是做到了你說一句，我說一句而已，在客觀事實的尋覓上，只有德國的記者較為努力的尋找，也只有德國的記者敢於有獨立特行的意見。
香港的記者，對西方傳媒的行徑較為熟悉，對德國傳媒文化不大認識，變相成了師英、美傳媒之短而棄德國傳媒之長。帕特森教授對英、美政治記者的種種描述，彷彿也就可以套用在香港記者身上。(聯絡作者kwaiyeung@gmail.com) （本欄每周五刊出）（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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